2011年8月19日白银_2011白银暴跌惨案

1.本世纪以来影响黄金和白银价格的重大事件列表

2.因为鸦片，中国流失了多少白银？

《辛丑条约〉赔钱最多，白银五亿两，由于清政府财政不足，向国外银行借款，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当时中国有五亿人口，本钱为一个人赔一两白银，《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赔款了英国2100万银元（注：是银元，并非白银）

本世纪以来影响黄金和白银价格的重大事件列表

有一部英国拍摄的影片让我看了感到惊喜，这就是根据英国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凶手密码》。影片描述的是DNA第一次被用于处理司法案件的故事，当时是1985年，在英国，当时一名移民儿童的身世受到怀疑，借助DNA技术确认了他的身份，使母子免予被人为分隔的命运。影片重点叙述了DNA在刑事案件的首次应用，那是在1986年，当时在英格兰由于这项技术的应用使一个供认有罪的男子被发现是无辜的，并使真凶浮出水面。

令人叹为观止的DNA指纹术在司法案件的应用

影片《凶手密码》细致再现了英国应用DNA技术的一起真实的刑事案件（影片将部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隐去）：1983年12月22日早晨7时20分，15岁的琳达·曼宁的尸体被人在通往一家精神病院的路边草丛里发现。她腰部以下身体裸露，据了解是前天晚上去看朋友的路上被扼死的，死后还被人过。从尸体里提取的精液表明凶手分泌遗传基因是A型带有高浓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ICM）的H酶，这样的人在成人男子中只占10％。调查首先在附近一家精神病机构卡顿·海斯医院展开，但排查以失败告终，后来警察才发现他们实际上询问过那个凶手，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就是凶手。1986年7月5日下午，另一个受害者道恩·阿什沃思失踪了，她也是15岁，?是恩德比学校的学生。两天之后，在发现琳达·曼宁尸体的地方发现了阿什沃思的尸体，她被人撕成碎片，现场令人毛骨悚然。精液检验的结果表明，琳达·曼宁和道恩·阿什沃思死于同一人之手。道恩·阿什沃思遇害后，卡顿·海斯医院的一个厨房勤杂工理查德·巴克兰受到怀疑。理查德·巴克兰头脑简单，身体早熟，样子有点呆傻，有时躲在黑暗处突然跳出来吓唬妇女和年轻姑娘，因此名声很坏，当时警察排除了对他的怀疑。1986年夏天，警方将其带到警署，对他进行讯问。经过两天杂乱无章和自相矛盾的供述，最终他在供词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杀了道恩·阿什沃思。不过，经过血液检验，他不属于携带磷酸葡萄糖变位酶H酶分泌基因为A型的人。1986年11月21日，莱斯特机构的研究人员阿里·杰弗雷博士，从凶手的精液里提取DNA，然后将它与那个厨房勤杂工的血液样品相比照。他得出结论：理查德·巴克兰是无辜的。沮丧的警方随后想到一个大海捞针的办法，打算对当地男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测试。1987年初，警察决定请该地区16岁到34岁的年轻男子献出血样和唾液，经过化验，属于A/PGM1+分泌者血型的样本则被送往内政部法庭技术室进行DNA检测。从1981年1月到9月，有4583名男子接受了检测，但警方没有获得成功。1987年8月1日那天，4个面包店的工人聚集在莱斯特酒吧喝酒，其中一个人谈到一个名叫科林·皮奇福克（Colin?Pitchfork）的雇员曾经威胁他去做血液测试，生性害羞、性格软弱的他用伪造的证件，以科林·皮奇福克的名义抽取了血液样品；另一个男子也提到，皮奇福克曾经答应如果他愿意做替身去接受测试给他200英镑（合300美元），但他拒绝了。皮奇福克解释说，他因为曾被指控有不体面的暴露害怕去做测试，担心警方跟他过不去。有一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听到这个消息后，到警方报案。1987年9月19日，27岁的科林·皮奇福克在小托伦被捕。警方的计算机资料显示皮奇福克有“露阴癖”，而且曾经去过那家精神病院看过门诊。警方拘捕皮奇福克后检测了他的血样，他的血样被送到杰弗雷的实验室，DNA检测结果表明，他正是并谋杀琳达·曼宁和道恩·阿什沃思的凶手。1988年1月22日，科林·皮奇福克被裁决有罪并被判终身监禁。

这部影片揭示：DNA技术在确认真正的罪犯和发现无辜者方面发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作用，许多成功的案例对人们运用这一技术起到了鼓舞作用。在《凶手密码》这部影片中，?DNA技术洗刷了一个人的犯罪嫌疑，特别是当这个人的犯罪嫌疑由其有罪的供述而得到强化时，它的意义就更加显著了。一个被告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违心承认自己的犯罪（如本案中的巴克兰，他明显是一个怯懦者），如果没有DNA技术帮了大忙，很有可能被错误定罪。因此，美国“一些州已经颁布法律要求定罪后进行DNA检测，并且一些州已经扩充或废止了对DNA证据在哪些地方适用进行限制的法令，其他一些州也正在立法过程中”。

精确的DNA技术也会出现应用错误

在我国，古时进行确认个人身份依靠的是滴血验子的老法子，这种方法并不是靠得住的方法，但在我国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却成为司法中进行人身识别的常用方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云：“按陈业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即使在古时，亦已认识到滴血之法不是可靠的办法。纪昀转述诸老吏的说法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为信谳。”由于个人人身识别在许多案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鉴定错了，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就很有可能跟着一起错。

在当代，个人识别依靠DNA检测，DNA鉴定技术（又称DNA指纹术）是公认的较为精确的技术，在个人识别方面被认为无可争议。有人称DNA的发现是科学上里程碑式的发现，在科学史上是世纪性标志。DNA在刑事司法中的应用也是革命性的。美国哲学教授苏珊·哈克就美国刑事司法中该技术的应用评价说：“当半个世纪前DNA首次被鉴定为基因物质时，谁能够想象到，DNA分析现在会在刑事司法审判系统以及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中扮演这种角色呢？即使是20年前，法庭科学家仅仅能够断定一个血样是否是人的或动物的、雄性的或雌性的，并且，如果是人的，那么是哪种血型——在美国人中，拥有最少见血型的人有3%，血型最普通的占43%。DNA分析已经使得更加精确的鉴定成为可能（据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推测，将莱温斯基裙子上的污迹与克林顿的精液随机匹配的可能性有7.87万亿分之一）。美国于1986年将其首次引入刑事案件，它将司法审判公正的威力变得相当惊人，截至2002年春，DNA检测使得超过100名的囚犯被证明无罪，包括相当数量的死囚区的囚犯在内。”

不过，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对于自己的认识能力抱有足够的警惕的同时，对于科学技术手段形成的鉴定意见也不能不加警惕的照单全收。DNA鉴定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STR分型，就是平时所称DNA检验，能够对人进行个体识别，进行同一认定；二是线粒体DNA测序，不能同一认定，可用于否定，不可用于肯定。不了解DNA检测的基本知识，就有可能在采择证据时有所失误。更为致命的是，DNA技术虽为较为精确的技术，但鉴定人员缺乏责任心，鉴定工作缺乏精确性，甚至迎合性地为委托方提供其期待的意见，再精确的技术也不能必然保证有精确的结论。在美国，1989年卡斯特罗案件中威尔玛·庞塞与其两岁幼女双双被刺死，嫌疑人卡斯特罗被捕，警察在他的手表上发现了血渍，该血渍的DNA图谱显示与被害人的相符，不过，此案在预审中发现许多实验过程的错误：未进行种属实验，额外的谱带未被报告，对女儿的检测结果显示了额外的未被报告的谱带，受到污染的探针被重复使用却没有被记录，相互差距高于标准偏差三倍的谱带仍被标为匹配，未按照规定进行盲测，没有使用阴性对照或没有记录对照样品来源。这些因素造成DNA证据失去证据能力。

在我国，也发现多起DNA检测错误，引起社会广泛瞩目的河北李久明、山西岳兔元案件的DNA鉴定皆有失误。还有其他一些不如这些案件知名的案件，也已经发现存在DNA鉴定的错误。例如新疆曾经发生一起离奇案件：2004年7月13日，雷香国失踪，雷香国的家人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后又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7月24日中午，雷香国的姐姐雷红接到陌生人的电话，来电说哈拉玉宫乡的一条水渠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由于没人报案和认领，已经埋掉，死者外形与报纸刊登的照片相像。雷红立即与库尔勒市公安局联系，前去辨认尸体。那具尸体在水中浸泡变形，埋入地下后又浑身是土，挖出来已难以辨认，雷香国的父亲雷伍富见到尸体后感到发型确实很像，但很难确定是否是其儿子。当晚警方对尸体进行解剖，库尔勒市公安局还通知雷伍富抽血，以便对无名尸体进行DNA鉴定。2004年8月24日，库尔勒市公安局下达的《鉴定结论通知书》称“有关人员对无名尸体与雷伍富血样，进行了DNA及无名尸体胃内容物鉴定，鉴定结论是无名尸体与雷伍富有血缘关系，累积亲权概率为99％，无名尸体胃内无有毒物质”。8月30日，雷伍富正式接到库尔勒市公安局的《鉴定结论通知书》，结论是“溺水死亡”。但警方并没有得出雷香国是否他杀的结论。2004年9月3日，巴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在法医再次检验后，出具《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尸体被火化。雷红怀疑弟弟的死跟一个叫苗苗的女人有关系，并提出疑问“我弟弟不会游泳，怎么会溺水死亡呢？”从雷香国手机通话记录中，雷红发现雷香国出事当晚确实找过苗苗，此后再没人见过他。雷红向库尔勒市公安局递交一份材料，请求警方调查。2004年9月19日，苗苗在乌鲁木齐市整容，准备与其母外逃，被库尔勒市公安局抓获。苗苗的父亲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也被抓获。令警方大跌眼镜的是，苗苗不仅交代了雷香国的事实，还说出埋尸地点。2004年10月9日，警方在库尉公路一处戈壁滩挖出尸体，通知雷伍富前去抽血采样，雷香国的母亲也被采了血样。雷伍富和雷红还参加了死者衣物辨认，确认白色T恤、黑色裤子、黑色皮鞋，都是雷香国那天出门所穿，另外，雷香国的一根带玉的红绳也在。2005年1月6日，库尔勒市公安局下达《鉴定结论通知书》，结论是“雷香国尸体与其母施昌会的mtDNAHV区碱基序列一致”。鉴定结论认定这具尸体是雷香国，从而否认以前那具男尸是雷香国。为何两具尸体被鉴定为同一个人？库尔勒市公安局声称是机器故障，后来又说是样品受到了污染。

为什么会出现DNA检测的错误

原因是技术方法本身是可错的，苏珊·哈克提醒说：“警察以及实验室，都是可错的。例如，有时样本并不是被盲目呈现的，而是以一种期望得到肯定性证明的方式被提呈的。而且，DNA分析排除嫌疑人比识别犯罪人有更大的确定性，识别后者有时需要关于参考类别的机警假设。因此，我们几乎不奇怪于DNA证据不但是一种强大有力的证明无罪和鉴定有罪的工具，而且也具有非常令人迷惑的可能性（正如辛普森告诉我们大家的）。”DNA技术的可错性再加上其他因素，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错误，这些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检材受到污染。由于对检材保管疏忽大意，依据受到污染的检材进行检测就难免偏离事实真相，形成检测结果的错误。苏珊·哈克指出：“假定检测是被严格进行的，一个无辜的被告人将不会与犯罪人有相同的DNA，但一个更低的却不容忽视的可能性就是实验室犯了错误或者样品被污染了。”

二是检测人员提供迎合性鉴定意见，DNA检测和其他鉴定一样，鉴定人员应当以科学态度为之，不能“友情鉴定”，但鉴定人员属于指派机关或者与指派机关属于同一系统的同体意识和长期接受同一委托单位的固定客户关系，会使个别鉴定机构及其人员丧失科学精神，从而提供迎合委托方或者指派者意愿的鉴定意见。不幸的是，鉴定人员不恪守客观原因的现象并非个别，检测室成为炮制证据的场所也非止一家，当鉴定人员不再固有科学精神的时候，“科学证据”也就不再科学。

三是人为疏失。2003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法庭DNA证据研讨会上，有专家坦言：我国一些地区的公安司法机关，在DNA鉴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安全有效使用这项技术受到限制。DNA技术虽然具有高度精确性，但其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客观证据，需要由鉴定人进行采样、实验、对比、分析及数据解释，然后才能得出结果。上述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降低DNA证据的准确性，造成DNA证据不但无助于确认真相，反而会导致错案发生。此外，有人故意布局来迷惑办案人员，诱使其得出错误结论。更令人担忧的是，已经发生有人利用DNA技术为自己脱罪，在美国密尔沃基市，安东宁·特纳被指控犯罪，正在羁押中等待审判，就在其羁押期间，狱外发生另一起谋杀案。警方搜集到的证据证明这两起案件的实物证据的DNA图谱完全相同。似乎证明安东宁·特纳是无辜的。后来查明，安东宁·特纳将精液样本投送出监，其亲属花了50美元收买一个女子，让她声称被且白日多人围奸，安东宁·特纳试图用这种方法误导侦查人员，为自己赢得无罪判决。DNA既可转移来为自己脱罪，也可转移用来陷害他人，无心造成的转移也会使无辜的人陷入讼累，办案人员若缺乏明察，盲从DNA鉴定意见，就可能造成冤枉无辜或者放纵罪犯的结果。

由于担心陪审团会被误导，一位加拿大法官“不允许DNA专家去证明随机匹配的可能性——害怕陪审团将会根据这种可能性简单地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而不是将之与其他证据一同考虑”。但是，更多的人对DNA证据抱有一种不加警惕的迷信态度。在我国，直到现在，警告DNA鉴定可能存在错误的声音还不够响亮，错案就潜伏在对这种“科学证据”的迷信和盲从之中。二力河蟹相信，把在中国居住的居民DNA全部录取，登记在公安系统，不论什么案件都可以轻松破解。

因为鸦片，中国流失了多少白银？

一 皇权垄断时期（19世纪以前）

在19世纪之前，因黄金极其稀有，黄金基本为帝王独占的财富和权势的象征；或为神灵拥有，成为供奉器具和修饰保护神灵形象的材料；虽然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枚金币，而一般平个民很难拥有黄金。黄金矿山也属皇家所有，当时黄金是由奴隶、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开采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黄金培植起了古埃及及古罗马的文明。16世纪殖民者为了掠夺黄金而杀戳当地民族，毁灭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抢掠与赏赐成为黄金流通的主要方式，自由交易的市场交换方式难以发展，即使存在，也因黄金的专有性而限制了黄金的自由交易规模。

二 金本位时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

进入19世纪初开始，先后在俄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以及加拿大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资源，使黄金生产力迅速发展。仅19世纪后半叶，人类生产的黄金就超过了过去5千年的产量总和。由于黄金产量的增加，人类增加黄金需求才有了现实的物质条件，以黄金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类进入了一个金本位时期。货币金本位的建立意味着黄金从帝王专有，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从狭窄的宫廷范畴进入了平常的经济生活；从特权华贵的象征演变为资产富有的象征。金本位制即黄金就是货币，在国际上是硬通货。可自由进、出口，当国际贸易出现赤字时，可以用黄金支付；在国内，黄金可以做货币流通。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等三大特点。金本位制始于1816年的英国，到19世纪末，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金本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已有59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虽时有间断，但大致延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国家实行“金本位制”长达一百多年，有的国家仅有几十年的“金本位制”历史。

随着金本位制的形成，黄金承担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媒介，黄金的社会流动性增加。黄金市场的发展有了客观的社会条件和经济需求。在“金本位”时期，各国中央银行虽都可以按各国货币平价规定的金价无限制地买卖黄金，但实际上仍是通过市场吞吐黄金，因此黄金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官方市场，黄金市场不能得到自由发展。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英国伦敦黄金市场是国际性市场。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严重地冲击了“金本位制”；到30年代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金本位制”彻底崩溃，各国纷纷加强了贸易管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进出口，公开的黄金市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一关便是15年，直至1954年方后重新开张。在这个期间一些国家实行“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大大压缩了黄金的货币功能，使之退出了国内流通支付领域，但在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黄金仍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从1914年至1938年期间，西方的矿产金绝大部分被各国中央银行吸收，黄金市场的活动有限。此后对黄金的管理虽有所松动，但长期人为地确定官价，而且国与国之间贸易森严壁垒，所以黄金的流动性很差，市场机制被严重抑制，黄金市场发育受到了严重阻碍。

三 布雷顿森林系时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

1944年，经过激烈的争论英美两国达成了共识，美国于当年5月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溃后的人类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实际是一种新金汇兑本位制，在布雷顿货币体制中，黄金无论在流通还是在国际储备方面的作用都有所降低，而美元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主角。但因为黄金是稳定这一货币体系的最后屏障，所以黄金的价格及流动都仍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各国禁止居民自由买卖黄金，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伦敦黄金市场在该体系建立十年后才得以恢复。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资本出逃，各国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伦敦金价暴涨。

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60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再也没有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仍按官价结算，从此黄金开始了双价制阶段。但双价制也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原因是美国国际收支仍不断恶化，美元不稳；二是西方各国不满美国以已私利为原则，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于是欧洲一些国家采取了请君入瓮的策略，既然美国拒不提高黄金价格，让美元贬值，他们就以手中的美元兑换美国的储备黄金。当1971年8月传出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的消息后，美国于8月15日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3年3月因美元贬值，再次引发了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17天。经过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从此也开始了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进程。但从法律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的黄金非货币化到1978年才正式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8年以多数票通过批准了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删除了以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取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黄金，所得利润用于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优惠贷款基金；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国与IMF之间的某些支付等等。

在这一时期黄金价格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国家对黄金市场的介入干预时有发生，黄金市场仅是国家进行黄金管制的一种调节工具，难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市场的功能发挥是不充分的。

1944年，经过激烈的争论英美两国达成了共识，美国于当年5月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溃后的人类第二个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实际是一种新金汇兑本位制，在布雷顿货币体制中，黄金无论在流通还是在国际储备方面的作用都有所降低，而美元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主角。但因为黄金是稳定这一货币体系的最后屏障，所以黄金的价格及流动都仍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各国禁止居民自由买卖黄金，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伦敦黄金市场在该体系建立十年后才得以恢复。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但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美元的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资本出逃，各国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美元，抢购黄金，使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伦敦金价暴涨。

为了抑制金价上涨，保持美元汇率，减少黄金储备流失，美国联合英国、瑞士、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八个国家于1961年10月建立了“黄金总库”，八国央行共拿出2．7亿美元的黄金，由英格兰银行为黄金总库的代理机关，负责维持伦敦黄金价格，并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外国政府持美元外汇向美国兑换黄金。60年代后期，美国进一步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美元危机再度爆发。1968年3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美国再也没有维持黄金官价的能力，经与黄金总库成员协商后，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官价向市场供应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仍按官价结算，从此黄金开始了双价制阶段。但双价制也维持了三年的时间，原因是美国国际收支仍不断恶化，美元不稳；二是西方各国不满美国以已私利为原则，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于是欧洲一些国家采取了请君入瓮的策略，既然美国拒不提高黄金价格，让美元贬值，他们就以手中的美元兑换美国的储备黄金。当1971年8月传出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美元大量兑换黄金的消息后，美国于8月15日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3年3月因美元贬值，再次引发了欧洲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17天。经过磋商最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完全崩溃，从此也开始了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进程。但从法律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的黄金非货币化到1978年才正式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8年以多数票通过批准了修改后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删除了以前有关黄金的所有规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取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黄金，所得利润用于建立帮助低收入国家优惠贷款基金；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国与IMF之间的某些支付等等。

在这一时期黄金价格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国家对黄金市场的介入干预时有发生，黄金市场仅是国家进行黄金管制的一种调节工具，难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市场的功能发挥是不充分的。

四 黄金非货币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今）

国际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使黄金成为了可以自由拥有和自由买卖的商品，黄金从国家金库走向了寻常百姓家，其流动性大大增强，黄金交易规模增加，因此为黄金市场的发育、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经济环境。黄金非货币化的20年来也正是世界黄金市场得以发展的时期。可以说黄金非货币化使各国逐步放松了黄金管制，是当今黄金市场得以发展的政策条件，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黄金制度上的非货币化与现实的非货币化进程存在着滞后现象。国际货币体系中黄金非货币化的法律过程已经完成，但是黄金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完全退出金融领域，当今黄金仍作为一种公认的金融资产活跃在投资领域，充当国家或个人的储备资产。

当今的黄金分为商品性黄金和金融性黄金。国家放开黄金管制不仅使商品黄金市场得以发展，同时也促使金融黄金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由于交易工具的不断创新，几十倍、上百倍地扩大了黄金市场的规模。现在商品实物黄金交易额不足总交易额的3％，9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黄金金融衍生物，而且世界各国央行仍保留了高达3．4万吨的黄金储备。在1999年9月26日欧洲15国央行的声明中，再次确认黄金仍是公认的金融资产。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将黄金市场的发展原因归结为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也不能把黄金市场视为单纯的商品市场，客观的评价是：在国际货币体制黄金非货币化的条件下，黄金开始由货币属性主导的阶段向商品属性回归的阶段发展，国家放开了黄金管制，使市场机制在黄金流通及黄金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出日益增强的作用。但目前黄金仍是一种具有金融属性的特殊商品。所以不论是商品黄金市场，还是金融性黄金市场都得到了发展。商品黄金交易与金融黄金交易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中的表现和活跃程度有所不同。

第二节:黄金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

黄金市场是黄金生产者和供应者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场所。世界各大黄金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其构成要素，从作用和功能上来考虑，可分为：

1、为黄金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场所

在各个成功的黄金市场中，为黄金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场所其实各不相同，具体划分起来，又可分为有固定场所的有形市场和没有固定交易场所的无形市场。以伦敦黄金交易市场和苏黎世黄金市场为代表，可称为欧式；有在商品交易所内进行黄金买卖业务的，以美国的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IMM）为代表，可称为美式；有的黄金市场在专门的黄金交易所里进行交易，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和新加坡黄金交易所为代表，可称为亚式。

欧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市场里的黄金交易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比如伦敦黄金市场，整个市场是由各大金商、下属公司相互联系组成，通过金商与客户之间的电话、电传等进行交易；而苏黎世黄金市场，则由三大银行为客户代为买卖并负责结账清算。伦敦和苏黎世市场上的买价和卖价都是较为保密的，交易量也都难于真实估计。

美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市场实际上建立在典型的期货市场基础上，其交易类似于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其它商品。期货交易所作为一个非赢利机构本身不参加交易，只是提供场地、设备，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对交易进行严格地监控。

亚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一般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场所，同时进行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交易，交易实行会员制，只有达到一定要求的公司和银行才可能成为会员，并对会员的数量配额有极为严格的控制。虽然进入交易场内的会员数量较少，但是信誉极高。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为例：其场内会员交易采用公开叫价，口头拍板的形式来交易，由于场内的金商严守信用，鲜有违规之事发生。

2、黄金市场买卖参与者

国际黄金市场的参与者，可分为国际金商、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各个法人机构、私人投资者以及在黄金期货交易中有很大作用的经纪公司。

国际金商：最典型的就是伦敦黄金市场上的五大金行，其自身就是一个黄金交易商，由于其与世界上各大金矿和黄金商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其下属的各个公司又与许多商店和黄金顾客联系，因此，五大金商会根据自身掌握的情况，不断报出黄金的买价和卖价。当然，金商要负责金价波动的风险。

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仅仅为客户代行买卖和结算，本身并不参加黄金买卖，以苏黎世的三大银行为代表，他们充当生产者和投资者之间的经纪人，在市场上起到中介作用。也有一些做自营业务的，如在新加坡黄金交易所（UOB）里，就有多家自营商会员是银行的。

对冲基金：近年来，国际对冲基金尤其是美国的对冲基金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黄金市场上，几乎每次大的下跌都与基金公司借入短期黄金在即期黄金市场抛售和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交易所构筑大量的淡仓有关。一些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利用与各国政治、工商和金融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较先捕捉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利用管理的庞大资金进行买空和卖空从而加速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从中渔利。

各种法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里既包括专门出售黄金的公司，如各大金矿、黄金生产商、黄金制品商（如各种工业企业）、首饰行以及私人购金收藏者等，也包括专门从事黄金买卖的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等。从对市场风险的喜好程度分，又可以分为避险者和冒险者：前者希望黄金保值而回避风险，希望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如黄金生产商、黄金消费者等；后者则希望从价格涨跌中获得利益，因此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如各种对冲基金等投资公司。

经纪公司（Broke’s Firm）：是专门从事代理非交易所会员进行黄金交易，并收取佣金的经纪组织。有的交易所把经纪公司称为经纪行（Commission House）。在纽约、芝加哥、香港等黄金市场里，有很多经纪公司，他们本身并不拥有黄金，只是派出场内代表在交易厅里为客户代理黄金买卖，收取客户的佣金。

3、有关的监督管理机构

随着黄金市场的不断发展，为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公平，保护买卖双方利益，杜绝市场上操纵价格等非法交易行为。各地都建立了对黄金市场的监督体系。比如：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香港的香港证券与期货管理委员会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

4、有关的行业自律组织

世界黄金协会：是一个由世界范围的黄金制造者联合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各大黄金市场都设有办事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导黄金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化（例如：消除税收，减少壁垒，改善世界黄金市场的分销渠道等）来尽可能提高世界黄金的销量。对世界黄金生产形成稳定的支持，并在所有实际和潜在的黄金购买者之前树立起正面的形象。

伦敦黄金市场协会（LBMA）：成立于1987年，其主要职责就是提高伦敦黄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及扩大伦敦黄金市场的影响，为伦敦招商，促进所有参与者(包括黄金生产者、精炼者、购买者等)的经营活动。同时与英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如英国金融管理局，关税与消费税局等共同合作，维持伦敦黄金市场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第三节:国际黄金市场

黄金市场(Gold Market)是买卖双方集中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中心，提供即期和远期交易，允许交易商进行实物交易或者期权期货交易，以投机或套期保值，是各国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货币制度的发展，黄金已逐渐丧失了交易媒介和价值衡量尺度的货币职能，但仍在国际贸易、国际间债权债务清算以及国际储备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货币特征。

1、按照黄金市场所起的作用和规模划分可分为：主导性市场和区域性市场

主导性黄金市场是指国际性集中的黄金交易市场，其价格水平和交易量对其他市场都有很大影响。最重要的有伦敦、苏黎世、纽约、芝加哥和香港的黄金市场。

区域性市场是指交易规模有限且集中在某地区，而且对其他市场影响不大的市场，主要满足本国本地区或邻近国家的工业企业、首饰行、投资者及一般购买者对黄金交易的需要，其辐射力和影响力都相对有限。如东京、巴黎、法兰克福黄金市场等。

2、按照交易类型和交易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现货交易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

黄金现货交易基本上是即期交易，在成交后即交割或者在两天内交割。交易标的主要是金条、金锭和金币，珠宝首饰等也在其中。

黄金期货交易主要目的为套期保值，是现货交易的补充，成交后不立即交割，而由交易双方先签订合同，交付押金，在预定的日期再进行交割。其主要优点在于以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掌握大量的期货，并事先转嫁合约的价格，具有杠杆作用。期货合约可于任一营业日变现，具有流动性；也随时买进和结算，具有较大弹性；还能在运用上选择不同的委托形式，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又可以进行套货，具有灵活性等。

世界上有的黄金市场只有现货交易，有的只有期货交易，但大多数是既有期货又有现货交易。

3、按有无固定场所划分可分为：无形黄金市场和有形黄金市场

无形的黄金交易市场，主要指黄金交易没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如主要通过金商之间形成的联系网络形成的伦敦黄金市场；以银行为主买卖黄金的苏黎世黄金市场；以及香港本地的伦敦无形市场。

有形黄金市场主要指黄金交易是在某个固定的地方进行交易的市场。这其中又可以分为有专门独立的黄金交易场所的黄金市场和设在商品交易所之内的黄金市场，前者如：香港金银业贸易场、新加坡黄金交易所等；后者如：设在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内的纽约黄金市场，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IMM）内芝加哥黄金市场以及加拿大的温尼伯商品交易所内的温尼泊黄金市场。

4、按交易管制程度划分可分为：自由交易、限制交易市场和国内交易市场

自由交易市场是指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而且居民和非居民都可以自由买卖的黄金市场，如苏黎世黄金市场。限制交易市场是指黄金输出入受到管制，只允许非居民而不允许居民自由买卖黄金的市场，这主要指实行外汇管制国家的黄金市场，如1979年10 月英国撤销全部外汇管制之前的伦敦黄金市场。

国内交易市场是指禁止黄金进出口，只允许居民，而不允许非居民买卖黄金的市场，如巴黎黄金市场。

近年来，黄金市场的黄金微型化交易发展很快，各种实金形式多种多样，且数量轻，大大便利了小额资金入市投资黄金。黄金市场的交易方式亦多样化，如黄金券和凭证等的交易，实际上代表了黄金交易凭证化的趋势。

一般来说，黄金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如：

1）该国或地区需有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完善的信用制度；

2）该国或地区必须实行自由外汇制度，允许黄金自由买卖和出入；

3）同时亦需要有健全的法制基础，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4）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等。

应该是5忆多

下面有简介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放在水中泡了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把它烧毁，这样鸦片才会彻底被销毁否则还是能吸的）。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 2、鸦片烟毒的泛滥及其严重后果

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收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它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鸦片，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鸦片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鸦片就占到1/2以上，到鸦片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为出超。

●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通过鸦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中国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原来英国在广州贸易中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但是鸦片贸易却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破坏了中国金融的平衡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百文铜钱，而向政府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 （二）战争的三个阶段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浙东、长江战事）

具体战争过程如下：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计划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另有辅助舰只）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其中战舰三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副本）》，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此役双方损失轻微，上报到朝廷时变成了一场胜仗）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鸦片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 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香港仍有清军）。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节省军费）。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采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这个倒霉的家伙在当时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大汉奸，直到现在。）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他吹牛说英军已退）。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仅次于虎门，但远远比虎门炮台坚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外围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海陆军共计四千人）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救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与此同时，登陆的英陆军开始攻城，由于缺少火炮掩护，英军只能用云梯攻城，被守城清军痛击。随后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三）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

1、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2、具体原因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编辑本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

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编辑本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加剧，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