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纸白银走势_昨天纸白银价格

1.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2.期权市场不可不知的四大风险

3.关于光绪帝历史事件

4.什么叫对冲基金

5.“19世纪的三次灾难性战争”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有哪些？请列举出来。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

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履行，并在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而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於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在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一银币及铜币之重量和成色，但由于当时市面流通之旧币总值达十五亿以上，回收的财政费用已是政府难以承担，最终清廷需要于1911年4月15日向美英法德四国财团贷款一千万英镑，以推行有关币制改革。

1900—1905年间铁路总体发展为三千二百哩。唯除全长201公里的京张铁路为本国修建外，其余铁路均为外国持有部分股权下所修建。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辖之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当的各项实业学校3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举人出身；在大学专科某科或数科，毕业後有选科或普通毕业文凭者，给予进士出身；在国立大学及程度相当的官立学堂中3年毕业，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5年毕业，得博士文凭者，除给予翰林出身外，这给予翰林升阶。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英美法等国家，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政府财政紧拙，结果清末改革中的留学生计划大都留学日本。至1907年，留日学生总数达一万五千人。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

1903年9月7日设商部。

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

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

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

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 推动经济自由发展

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1904至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至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至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至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拙作《清末发展实业初探》，《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68—879页），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的说法有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悉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中国法律现代化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制进程因中国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其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全部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秘密警察（特务）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部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

政权机构现代化

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清末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1906年前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到此，清政权虽然仍是半新半旧的，但这毕竟是清朝政权机构迈入近代时期的开始。

中国军队近代化

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日后中国军队的军制、作战、训练、编制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当中，曾经勇武善战的八旗军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新式步炮协同战术的打击下不堪一击，参战清兵与英军伤亡比竟然达到600比1，惨痛的现实迫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即使是清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的情况下仍然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大部分清军是混编各式古老火枪（甚至包括鸟铳、抬枪）与不同口径的近代，没有几个单位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战斗一旦打响则后勤供应漏洞百出，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比比皆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更为直截了当：“除了数千由外国军官亲手训练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国官兵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00年前”。清朝统治者恐慌之余终于明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来源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建立先进的军队制度才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在反思日军胜利因素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日军“专以西法制胜”、“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拟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寒裘也”。因此，清政府尝试逐渐引入西式军制与训练，开办西式军事学校，同时命令旧有军队改习洋操，聘请西方教官训练甚至管理军队，这些接受西式军事训练，使用西式制式武器装备的清军被称为新式陆军。其中，北洋的定武军和南洋的自强军在这方面开创了新河。

清末新军建设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环节，尽管它最后的发展方向并未与这场军事变革的发动者——清政府所预期的一致，但是新军建设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进程的多项先河，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要进步。新军建设与洋务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承认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领先，幻想单纯从西方列强手中购买洋枪洋炮、替换清朝军队手中的大刀长矛和**就能成为一流军队，而对于真正决定战斗力的军队制度丝毫不作变革，导致清朝军队在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时还有足够的力量，可是甲午战争当中面对同样经历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变革的日本军队，清朝军队照样不是对手，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本质上改革军队，军队战斗力没有大幅的提升。反观新军建设，是从军队制度乃至武器装备、官兵培训等方面作了深刻的变革，近代军队司令部、军事学校、军乐队、近代军事编制、后勤制度以及“国防军”概念等等措施，都是清政府守旧势力不敢想象的变革。一系列的变革对于提升新军战斗力的效果非常明显，辛亥革命初期，人数上占据优势的旧军面对新军时，大部分一触即溃。最终南方新军在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下顺利起义，北方新军在袁世凯指挥下进行逼宫，给予了清王朝致命的一击。新军的西式军制在清朝灭亡后，经过进一步改进和变革，一直作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军事制度，而部分军事制度甚至也被后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所沿用、发展，其意义和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新学教育兴隆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在这方面的变化是十分突出的。其一，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其二，清末出现了办学热潮。由于清政府号召办学，又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废除科举制度，于是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三，由于清朝政府的号令及地方官和个人的努力，很快地出现了留学的热潮。1905至1906年间，仅留日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一说10000多人），这同新政前比较，增长了100多倍。其四，政治思想界也有所变化。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民族资产阶级崛起

在阶级关系上，清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地壮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由甲午战前的10万人左右，增长到辛亥革命前的66万多人。

促进民主革命

在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清末新政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互相影响着的两个运动：由于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展，触动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有转移人们斗争视线、破坏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活动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开展，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办学和留学热潮的出现，产生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由于清末新军的出现，由于革命党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新军就逐渐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阵地。 增负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北洋军阀崛起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列强的经济侵略

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加速扩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西方列强的侵略方式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最后形成并进一步深化。商品输出，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料，这些商品包括鸦片、西方列强本国的手工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或者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很少），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剥削中国人民。商品输出较资本输出时间早，在1840年至1895《马关条约》签订年间里，绝大部分都是商品输出。其本质是控制殖民地的市场。资本输出是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例如在中国投资开办工厂，或利用雄厚的资本取得在中国的铁路权（《中法条约》规定）、开矿权等等。或用过剩资本作为贷款（如《辛丑条约》规定赔4.5亿两白银清政府无力支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国家大借外债，以海关等税做担保）。其本质是通过资本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危机更加加深和严重）。

在西方列强看来，与其等着一味守旧的清政府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不如督促清政府实行改革以消弥革命，这样才能保持甚至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前和之后，列强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建议。从这一点上讲，清政府最后力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迎合列强的因素。清末新政后，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张謇是清末提倡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棉铁主义”、发展外资等具体发展实业的措施。棉铁主义指以棉纺织业、钢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民族工业体系。他还主张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解决发展民族工业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是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经济意义

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人文意义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基础。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的极端重要性。

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

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

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

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为了抗议美国的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

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

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

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

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期权市场不可不知的四大风险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关于光绪帝历史事件

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和法律风险

期权风险分类

结合G30小组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分类，期权风险可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和法律风险。作为金融衍生品，期权与期货存在相同的风险，如市场波动风险、信用风险。同时，在期权上，部分风险又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如市场操纵风险。风险案例中，许多场外期权交易的信用风险、欺诈风险和法律风险，可以通过集中、统一的交易和清算来避免。对于场内期权交易而言，重点是对市场风险和营运风险的管理。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又称价格风险，指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动引起衍生品价格变动的风险。根据影响范围的不同，市场风险可分为单一衍生品的价格波动风险和整个金融市场受影响的系统性风险。

（一）单一品种价格波动风险

在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方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小麦、铜等品种均出现过快速上涨或下跌的行情。在期货价格大幅波动的同时，期权价格同样出现了快速上涨或下跌的行情。交易所采用调整涨跌停板幅度、制定涨跌停板调整机制、调整保证金等方式予以应对。

（二）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期权、期货等各类衍生品共同面对的风险，美国期权市场同样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需要提出的是，危机过后，在出台新的法规、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美国监管机构也通过提高经纪会员净资本金的方式，将客户保证金逐渐集中于几家大的、资本雄厚的期货公司，提高了期货公司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指由衍生品合约某一方违约引起的风险。根据违约主体的不同，信用风险可分为会员信用风险和客户信用风险。

（一）会员信用风险

会员违约主要表现在违规使用客户资金方面，其在期权和期货市场表现一致。2011年曼氏金融挪用客户资金、2012年百利金融挪用客户资金等，对市场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美国监管机构及交易所通过明确规范经纪会员使用客户资金的范围、制定客户资金余额对比机制等方式，应对上述风险问题。国内市场上，保证金监控中心同样对会员和客户的资金情况进行监管。

（二）客户信用风险

客户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客户发生亏损时出现单方面违约。该风险多发于场外市场，如2008年深南电公司在场外原油期权结构性产品上违约。

三、营运风险

营运风险指在期权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期权正常交易的风险。根据主体的不同，营运风险可分为交易所的营运风险、经纪会员的营运风险以及客户的营运风险。

（一）交易所的营运风险

交易所的营运风险可根据风险性质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三类。

其一是违规风险，包括市场操纵等行为。期权市场操纵事件的特点是并非直接操纵期权市场，而是通过操纵期权标的物市场来影响期权价格，进而牟利。如2010年韩国股指市场操纵案、2007年伦敦铝市场疑似操纵案。产生此类风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无限仓制度或未对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进行合并限仓。在伦敦铝市场的案例中，某基金持有40%以上的期货头寸和70%以上的现货仓单。在期权市场上，与防范期货市场操纵风险的方式一致，均应建立基于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上的限仓制度管理。

其他期货市场操纵案例还包括引发美国期权交易第二次禁令的1932年小麦市场操纵案、2008年美国白银市场疑似操纵案、1996年伦敦铜市场操纵案、2000年美国期权市场操纵结算价案等。

其二是异常交易风险，包括过度投机等行为，如2006年宝钢权证遭恶炒。交易所可采取加强实时监控的方式予以应对。

其三是突发事件风险，包括经纪公司倒闭、系统故障、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件风险等。此类风险与防范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风险的方式一致。

（二）客户的营运风险

客户的营运风险主要是内控风险、欺诈风险及适当性风险。

内控风险主要表现为客户的员工进行了未经授权的交易，进而造成重大损失。这种风险在期货和期权市场都存在。如1996年日本住友铜事件、2005年国储铜事件。

欺诈风险主要表现为投资者被虚假宣传欺骗或误导而遭受损失。美国两次禁止期权交易都是由于市场上欺诈行为泛滥。如引起美国期权交易第三次禁令的1978年伦敦期权欺诈案、引起美国期权交易第一次禁令的特惠权欺诈案。

适当性风险主要表现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客户进行复杂的期权结构性产品交易，进而造成重大损失，如2004年中航油事件、2008年中信泰富事件、2008年东方航空事件、2008年深南电事件、2008年星展银行事件。对于此类风险，客户可以通过加强内部控制、避免参与场外期权交易的方式得以规避。在国内期权上市准备中，也可通过研究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培训，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市场风险。

四、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指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在法律上无效、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等原因，给期权市场参与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该风险多发于场外交易。

国际期权市场风险案例汇编

一、市场风险案例

（一）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案例——2008年美国小麦价格快速上涨事件

受小麦库存大幅下降及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国三个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在2008年年初呈现“幅度大、速度快”的上涨行情。

明尼阿波利斯交易所小麦3月合约由2008年年初的10.36美元/蒲式耳涨至2008年2月末的24美元/蒲式耳，涨幅达132%。其中，该合约于1月出现10个涨停板，于2月出现连续11个涨停板。在此时间段，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小麦3月合约由8.85美元/蒲式耳涨至11.99美元/蒲式耳，涨幅达35%。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小麦3月合约由9.13美元/蒲式耳涨至12.57美元/蒲式耳，涨幅达38%。此外，上述三家交易所小麦品种其他月份合约也有一定程度的涨幅。2008年2月25日，上述三家交易所小麦各月份合约全部涨停，2月26日大部分合约涨停。

与期货价格快速上涨趋势一致，上述三家交易所小麦3月合约各期权系列也出现快速上涨行情。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上述三家交易所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扩大涨跌停板幅度。小麦期货交易涨跌限制由30美分/蒲式耳提高至60美分/蒲式耳。其二是制定涨跌停板放宽机制。如果在一个交易日内，同年交割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麦期货合约达到涨跌停限制，那么下一交易日所有月份小麦期货合约的涨跌停限制将在原有基础上递增50%。如果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没有小麦合约达到涨跌停限制，那么将重回60美分/蒲式耳。

（二）系统性风险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事件

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又称次贷危机，起源于2007年年初的美国抵押贷款风险。该风险浮出水面后，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进而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央行数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场金融危机于2008年9月开始失控，并导致包括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在内的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CFTC于2009年5月8日宣布，拟大幅提高对期货佣金商（FCMs）和介绍经纪人（IBs）的经调整净资本的监管要求。其中，对FCMs的最低经调整净资本监管要求由25万美元提高至100万美元，对介绍经纪人IBs的最低经调整净资本要求由3万美元提高至4.5万美元。

CFTC明确提出，为满足新的监管标准，FCMs需要大幅增加资本金。该机构同时也预测，FCMs的数量将减少，客户保证金将逐渐集中于少数资本雄厚的FCMs手中。

二、信用风险案例

（一）会员信用风险案例——2011年曼氏金融挪用客户资金事件

由于持有63亿美元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券，在2011年10月25日财务报表公布后，曼氏金融被多家评级机构下调信用评级，进而导致其股价下跌、融资困难。为保护公司客户利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CFTC要求曼氏金融出售其经纪业务。在出售经纪业务的过程中，曼氏金融被发现挪用客户近6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其自营业务，并由于经营决策失败而亏损。

鉴于上述情况，SEC和CFTC要求曼氏金融立即破产。曼氏金融于2011年10月31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成为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破产案。

2011年12月5日，CFTC颁布了期货经纪商和清算所使用客户资金的新规则。其中，允许经纪公司使用客户资金投资本国公债、机构债、公司债和商业票据等证券；禁止经纪公司使用客户资金投资外国政府主权债券，或者利用内部回购协议在不同交易部门之间交换客户资产，如确需投资海外政府债券，则须向监管当局提交豁免申请。

（二）客户信用风险案例——2008年深南电违约事件

2008年3月，深南电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公司与美国高盛集团全资子公司杰润（新加坡）私营公司（下称杰润公司）进行原油期货期权结构性产品交易。上述协议签订后，2008年3月至10月期间，由于原油期货价格处于高位，深南电公司每月都能从杰润公司获得收益，共计240万美元。而2008年11月开始，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深南电公司仅在11月便需向杰润公司支付193万美元的费用，后续可能还要支付巨额费用。

2008年11月，深南电公司宣布终止与杰润公司签订的协议，并将其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公司的核心资产出售。虽然杰润公司要求深南电公司支付损失7996万美元及利息373万美元，但由于深南电公司已将海外资产空壳化，即使杰润公司在海外通过司法途径获胜，也无可处置的资产。此外，海外司法判决需经中国法院的重新确认，才可以在中国境内执行，判决执行难度较大。

三、营运风险案例

（一）交易所的营运风险案例

1.违规风险案例——2000年美国期权结算价操纵事件

P—tech期权合约是在纽约期货交易所（NYFE）上市的数支小期权合约之一，其有成交结算价和无成交结算价由NYFE制定。结算委员会中，有三名委员各自负责计算并对外发布3个期权合约的结算价，但并未建立相互复核机制。其中一名叫Eisler的委员，既是NYFE的结算委员会委员，又是FirstWest公司的主席。而Eisler既负责计算P—tech期权合约结算价，又通过FirstWest公司大量持有P—tech期权合约。在上述利益冲突的背景下，Eisler没有遵循NYFE结算价计算原则，而是在计算期权合约结算价时，人为输入虚假的隐含波动率，使得期权结算价向对FirstWest公司有利的方向变动，使FirstWest公司在交易所的权益严重高估。

2000年5月15日，Eisler委托其他委员使用预先设定的参数P—tech期权合约结算价，但该委员察觉计算结果异常后，使用正确的隐含波动率进行重新计算，P—tech期权合约结算价被操纵的丑闻才被曝光。

在P—tech期权合约结算价恢复正常后，FirstWest公司由于无法追加超过600万美元的保证金而宣布破产。其经纪公司Klein公司无法承受该项损失，也宣布破产。

根据美国《商品交易法》的规定，当交易所未能执行法律、CFTC规则及交易所规章，如果进行交易的主体因此发生了实质上的损失，交易所对此负有责任。经纪公司Klein公司据此对NYFE提起诉讼。由于NYFE未能维护一个公平的结算价，确实间接导致了Klein公司的破产，但法院最终裁定，经纪公司Klein公司作为清算会员参与市场的行为，不包含在《商品交易法》所规定的交易范围内，Klein公司无权就其损失向NYFE索赔。虽然交易所得以免责，但美国期货业协会等机构都表示对Klein公司的支持。该丑闻也对交易所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上述丑闻曝光后，CFTC在对丑闻细节展开调查的同时，也对此案的缘由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交易所、清算所及清算会员的风险管理情况发布了报告。

一是建议清算会员加强对持仓特殊风险的了解。除了市场价格变动风险外，期权价格也受到期货价格预期波动率，即隐含波动率的影响。此外，流动性较差的市场会带来较大的风险，保证金标准制定中通常假设持仓可以在当日被平掉，但在流动性差和单个客户持仓占比较高的市场，持仓并不能以当时的盘面价平掉。

二是建议交易所和清算所加强对清算会员资金的监管，了解其持仓的风险暴露情况。期权风险衡量有两种方法，分别是期货相当算法和理论价格算法。前者算法较为简单，但在深虚值期权转变为平值期权的过程中，其delta变化较大，造成该算法误差较大。因此，CFTC建议交易所和清算所计算期权理论价值，以便在压力测试时能更好地衡量期权风险。

三是其他方面，包括经纪公司要保证资本充足、交易所和清算所应维护结算价的准确性、对清算会员风险情况进行定期审计等。

2.异常交易风险案例——2006年宝钢权证遭恶炒事件

我国上市首支股票期权“宝钢JTB1”权证曾遭投机者爆炒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宝钢JTB1”权证于2005年8月上市交易，行权价为4.5元。该权证在上市初期即遭投机者爆炒，而在即将作废的2006年8月初，该权证价值已几乎为零，但由于受到资金炒作，价格重新大幅攀升。之后，“宝钢JTB1”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06年8月23日，几乎成为废纸的“宝钢JTB1”权证出现暴跌，幅度达85.78%，换手率高达1164.77%，创下最高成交量纪录。

针对上述风险情况，上证所于2006年8月15日限制了某涉嫌炒作账户的盘中交易权限，并于2006年8月17日发布《关于“宝钢JTB1”权证到期的风险提示》。

3.突发事件风险案例——2011年曼氏金融破产事件

由于挪用巨额客户资金，曼氏金融于2011年10月31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

在曼氏金融申请破产后，CME立即宣布暂停其清算会员资格，并表示将协助客户进行交易持仓的转移。对于已经找到新的担保方的客户，如果客户有移仓要求，那么CME清算所将按照上一结算价对客户进行移仓。同时，CME降低了部分账户的保证金要求，以减弱曼氏金融破产对期货市场造成的影响。CME于11月1日进一步根据紧急资金情况原则，允许此前账户中没有亏损的客户解除曼氏的担保关系，其账户可以转移至其他清算会员处。

（二）客户的营运风险案例

1.内控风险案例——2005年国储铜事件

刘其兵是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下称国储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处长，也是国储调节中心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交易账户的指令下单人。在国际铜价由1999年5月1360美元/吨上涨至2004年3月3057美元/吨的过程中，刘其兵通过境内外期铜套利取得了一定的收益。

随着2004年年初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刘其兵开始看空国际铜价，并通过直接建立期货空头头寸以及卖出看涨期权的方式，持有20万至30万吨期铜空单。然而，LME期铜价格在由2004年3月的3057美元/吨小幅上涨至2004年年末的3133美元/吨后，开始加速上涨，2005年9月达到3865美元/吨，2005年12月达到4575美元/吨，2006年5月达到8790美元/吨。

LME期铜价格的暴涨导致刘其兵在LME操作的交易账户出现巨额损失。国储调节中心曾以“刘其兵并非其员工，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刘其兵提供伪造的交易授权书”为由，拒绝承担上述损失。经晟恒期货、英国标准银行等多家经纪公司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谈判，最终协定为各自承担一半授信额度的损失。

2.欺诈风险案例——1874年特惠权欺诈事件

19世纪后期，一种叫做特惠权的农产品期货期权交易雏形在芝加哥兴起并盛行，其主要是农产品期货的期权。由于缺乏专门监管机构，特惠权交易十分混乱。大量投机商涌现，诱惑客户参与交易，随后带着骗来的权利金跑掉，并在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同样的。

1874年，依利诺斯州立法禁止了所谓的特惠权交易，但依利诺斯州的禁令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交易者仍选择在美国其他地区开展特惠权交易。这是美国期权历史上三次禁令中的第一次禁令，属于禁止区域性期权交易的禁令。

3.适当性风险案例——2004年中航油事件

2004年，在看空原油价格的情况下，中航油作为买家，与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签订了基于WTI原油价格的结构性期权产品——展期三项式，用于对其原油库存的套期保值。

该展期三项式由三项式部分和展期部分构成。三项式部分由三个期权合约组成，包括中航油买入行权价格为33美元/桶的看跌期权、中航油卖出行权价格为31美元/桶的看跌期权以及中航油卖出行权价格为36美元/桶的看涨期权。上述三个期权的综合效果为：当原油价格低于33美元/桶时，中航油的收益为33美元/桶减去原油价格，收益上限为2美元/桶；当原油价格高于36美元/桶时，中航油的损失为原油价格减去36美元/桶，无损失上限；当原油价格在33—36美元/桶时，中航油无收益也无损失。展期部分是一个期权合约，即杰润公司在三项式部分到期后有权决定三项式部分是否延期。

2003年年底，原油价格处于低位，中航油通过签订展期三项式，相当于持有原油空头头寸200万桶，稍有盈利。2004年年初原油价格上涨，中航油于第一季度末出现580万美元的亏损。为避免盘面亏损转为实际亏损，中航油选择推迟合约到期日并扩大头寸的挪盘方式，并随着2004年原油价格的上涨多次挪盘，头寸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四次挪盘，2004年第三季度末中航油相当于持有5200万桶原油空头头寸。最终，由于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中航油资金链断裂，其持有的头寸被逐步平仓，累计损失5.54亿美元，并于2004年11月29日申请破产保护。

什么叫对冲基金

中法战争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侵略越南与觊觎中国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脣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阯)﹐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著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於航行後﹐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馀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国﹐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阯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於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馀名军官﹑两百馀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

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义和团进据北京时也有奸*据掠的劣迹。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义和团的参与者被称为“拳民”。义和拳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八国联军进北京

补充：

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6月14日至18日，侵略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侵略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不幸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行凶被守军击毙。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天津为联军攻陷。

8月4日，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13日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次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势力联合扼杀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侵略。9月，俄军在侵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

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所到之处，放火、奸*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残遭杀戮。

1901年9月7日，弈匡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附：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战后条约《辛丑条约》　　

时局图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表面上向列强各国“宣战”，暗地里却破坏义和团运动，向侵略军妥协投降。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政府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求和。

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了出兵的八国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4.5亿两白银，以海关税收作担保分39年付清，本息9.8亿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

清末新政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2年2月24日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3月6日裁詹事府及通司。1903年9月7日设商部。1904年12月12日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兼管。1905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10月8日设巡警部。12月6日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1901年9月19日，清政府宣布停止报捐实官。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清政府推行“新政”，原想缓和国内矛盾，维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适应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拉拢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由于举办“新政”，清政府允许地方自行筹款，每年要向各省摊派2300万两，这些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或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人民不胜负担，自发斗争更为广泛。有的地方由“抗洋捐”、“反赔款”发展到武装起义，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其次，“新政”虽然裁撤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衙门，裁汰了一些冗吏，但又出现了新旧机构重迭，如军机处和督办政务处、户部和财政处并存等。1905年7月的上谕也承认，实施新政“数年以来，规模虽俱，而实效未彰”。（《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再次，由于“新政”的目的与施行后出现的新生力量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引起了新旧势力之间以及旧势力内部对待新势力不同态度的派系之间的种种纷争。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盲、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新政”推行期间，袁世凯抓住“练兵”、“筹饷”两项要政，奏请拨款100万两，编成北洋六镇。同时，还担任参预政务、督办关内铁路等要职，羽翼遍布朝廷内外，死党分据要津，成为声势显赫，左右朝政，继曾国藩、李鸿章而起的又一权臣。 但清末“新政”在政治上增设了一些适应近代化的机构，修改了《大清刑律》，废除酷刑峻法，注入了一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经济上，允许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承担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责任，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文化教育上，给西学以合法地位，允许学习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军事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建军理论和原则，使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发生了一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总的来看，清末“新政”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民主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而清末“新政”的某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如兴学堂），或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如奖励工商），因而也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终覆灭。

“19世纪的三次灾难性战争”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有哪些？请列举出来。

对冲基金属于免责市场产品，是投资基金的一种形式。

对冲基金名为基金，实际与互惠基金安全、收益、增值的投资理念有本质区别。这种基金采用各种交易手段(如卖空、杠杆操作、程序交易、互换交易、套利交易、衍生品种等)进行对冲、换位、套头、套期来赚取巨额利润。?

对冲本是一种旨在降低风险的行为或策略。但在几十年的演变中，对冲基金已失去其初始单纯风险对冲的内涵，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投资模式的代名词，即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

对冲基金的特点?

投资活动复杂：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等逐渐成为对冲基金的主要操作工具。这些衍生产品本为对冲风险而设计，但因其低成本、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成为许多现代对冲基金进行投机行为的得力工具。?

投资效应具有高杠杆性：典型的对冲基金往往利用银行信用，以极高的杠杆借贷在其原始基金量的基础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扩大投资资金，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回报的目的。

对冲基金的证券资产的高流动性，使得对冲基金可以利用基金资产方便地进行抵押贷款。?

筹资方式属于私募性：对冲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是合伙人制。基金投资者以资金入伙，提供大部分资金但不参与投资活动；基金管理者以资金和技能入伙，负责基金的投资决策。

由于对冲基金的高风险性和复杂的投资机理，许多西方国家都禁止其向公众公开招募资金，以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益。?

操作隐秘且灵活：对冲基金可利用一切可操作的金融工具和组合，最大限度地使用信贷资金，以牟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回报。?

参考资料：

中国经济网对冲基金（HedgeFund）

“19世纪的三次灾难性战争”指的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到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计划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

?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鸦片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 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采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外围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 ?

1856年，正当太平军同清军激烈争斗时，英国和法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又发动了一次“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历史上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 1854年和1856年，清政府与法、美分别签定的《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先后期满，法、美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里，根本没有修约之说，但英政府也蛮横地提出了修约的要求。显然，它们要求的所谓“修约”，实质上是要签定一个比《南京条约》更具有掠夺性和奴役性的条约。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侵略者看到修约阴谋没有得逞，立即凶相毕露地叫嚷：“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的。”为了诉诸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英国蓄意制造了一起所谓“亚罗”号事件。?

1856年十月，广东水师检查了停泊在黄埔港附近的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逮捕了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十名中国水手。这条船的船主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曾向香港当局领取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但在检查时已经过期。因此，广东水师搜捕一事，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了英国的国旗。10月23日，英军突袭广州，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占了珠江沿岸的一系列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12月，广州人民愤怒地烧毁了侵略者盘踞的十三洋行，迫使侵略者退出广州。

“亚罗”号事件传到伦敦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喉舌《泰晤士报》立即赤裸裸地叫嚣：“要用暴力对付中国”。1857年，英国政府派遣老殖民主义者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侵略军到中国进行战争讹诈。并且照会法、美、俄三国，提议联合出兵。?

? 法国为了参加侵华战争，也制造了一起所谓“马神甫事件”。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行凶作恶三年多，一八五六年被当地官厅处死。法国打起“保护圣教”的旗号，派遣葛罗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继英军之后来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为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也分别派遣公使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到中国，与英、法策划“联合行动”。?

?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入侵广州被击退后，于第二年底，英、法两国又纠集了五、六千人，再次进犯广州。两广总督叶铭琛，昏愦自矜，玩忽轻敌，既不做应敌的准备，也不准广州军民抵抗，并自欺欺人的断言“必无事，日暮自必走”，结果广州被占。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仅从布政使衙门抢走白银一项，就达二十二万七千两。叶铭琛也成了俘虏。群众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犯。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5月20日，侵略军突然闯进大沽口，炮轰大沽炮台。驻守炮台的官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由于直隶总督谭廷骧等文武官员带头逃跑，使得大沽炮台很快失陷。侵略军占据大沽炮台后，直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急忙派遣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赶往天津向侵略者求和。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定后，马克思就断言：“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事实正是如此。英、法侵略者远不满足于已经攫取的权益，说什么“条约中有关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为向中国勒索更多的特权，他们又在寻找借口，准备重新发动战争。?

? 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换约之机，率领一支舰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大沽口外。他们蓄意挑衅，拒绝走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进京的路线，硬要把军舰沿白河开到天津，武装护送公使进京。24日，他们炸断了白河上两根拦河大铁链，拔毁了河上的铁戗。25日，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爱国将士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击伤击沉敌舰十余艘，打死打伤侵略军近五百人，英国海军司令受重伤，副司令伤重而死，其余侥幸活下来的都夹着尾巴逃出了大沽口。?

? 当时伦敦、巴黎报纸叫嚣要“大规模报复”，而清政府却无心抵抗，幻想求和。1860年春，英、法两国调集了两万多兵力，二百多艘舰船，杀向中国。4月占领舟山。五、六月进犯烟台和大连。7月底闯到大沽口外。8月攻占天津。各地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但腐败无能的清军，却望风而逃，一触即溃。当侵略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带着后妃，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向敌人投降求和。?

? 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后，烧杀*掠，无所不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清朝统治者靠榨取人民的血汗，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扩建经营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综合了中外建筑之精华，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个宏伟瑰丽的大园林和珍藏宝库竟被英、法强盗洗劫一空之后，化为焦土。连当时在场的英国强盗戈登，也不得不供认：“我们就是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他们还扬言要捣毁清皇宫。在侵略者武力逼迫下，清政府屈服了，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美国也根据“一体均沾”的条款分享各项特权。?

? 《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更深地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689年，中俄缔结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 1850年，侵占了黑龙江下游城镇庙街。1854年至1856年，三次派遣舰船，闯入我国黑龙江进行武装挑衅，并强占了海兰泡等地。1858年5月22日，即英、法侵略军攻占大沽炮台的第三天，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突然率兵直趋瑷珲城，武力要挟重新划定两国边界。5月28日，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在《瑷珲条约》上签字。沙俄通过这个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改为中俄共管。恩格斯在揭露沙俄侵华罪行时指出：俄国通过《瑷珲条约》“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860年，沙俄借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逼迫清政府“一字不能更易”的答应下来。扬言：如果不答应，“兵端不难屡兴”。11月14日。奕?被迫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俄国，还强行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的走向，竟把中国境内的湖泊河山，作为划界的标志。1864年10月，沙俄又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通过军事侵略和讹诈，先后割去了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约相当于六个英国，十一个捷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无耻掠夺。?

?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势力很快握手言欢。清朝统治者从两次挨打的经历中发现：外国列强要的是在中国的特权，并不反对他们当儿皇帝，洋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外国侵略者也感到，要巩固和扩大在华的侵略特权，必须扶植象清政府这样软弱无能的政权，作为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于是，这两股势力，便加紧勾结，互相利用，做起了共同奴役中国人民的交易。

?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 ?

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财物、妇女，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打死数名英军。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岗。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手持刀、矛、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

1841年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英军惊恐万分，逼迫广州知府强行解散了抗英队伍，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恐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中国人民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处理，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

?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1860年，?太平军痛打"洋枪队"

?1860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旺蓬勃时期，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的领导下，解放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太平军的胜利，吓坏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他们对人民狠如豺狼，但在帝国主义面前却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为了镇压太平军，竟然无耻地向侵略者求救，出重金组织了一支由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洋枪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太平军毫不畏惧，他们在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洋枪队，狠狠教训了侵略者。

? ?1895年3月29日 - 1895年11月26日，台湾岛人民持续20年抗日起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清廷的腐败决定让台湾人民悲愤至极，而世界各国也因各自的利益袖手旁观，台湾也在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愤而自立自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5月25日建立台湾民主国，同年夏初，日军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现今台湾台北县贡寮乡境内）登陆，同年秋末攻下台南城，维持不到五个月的台湾民主国正式瓦解，至此，全台仅剩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军还在跟日军周旋，直至11月26日六堆客家军于火烧庄（现今台湾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一役决战失利后，台湾人民抗日的乙未战争也随之终告落幕。此战从公元1895年5月29日日军登陆至同年11月底火烧庄战役持续了约近6个月，共造成台湾14000名士兵战死、无可计数的台湾义勇军牺牲及台湾人民无辜被屠杀，而对日本帝国军队于战役虽仅有164名的日本远征军战死，却也因为台湾的瘴疠致使日军4700名官士兵病死。

? 1885年，中法战争冯子材抗法

?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根据法军纪录，阵亡74人，伤213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