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白银_白银今天发生了什么

1.白银暴跌原因

2.明朝与英国的亚娘鞋海战：放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3.慈禧逃奶后过得有多苦

拜托大家有点历史常识好不好

1935年到1948年11月期间，在国统区一块银圆在市场上什么商品也买不到！！！！因为当时银圆已经禁止在市面上流通了！！！

不过土匪、军阀们在交易中倒是经常使用银圆是有的，但当时银圆不是用来买米、买牲口，而是用来买卖和烟土。

蒋介石的国民早在1935年就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银圆不再具有法定的地位，同时禁止银圆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

等到了1948年，恶性膨胀的法币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不得不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并严令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银圆）、外币，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之前兑换成金圆券。蒋介石还派出他的儿子蒋经国等经济督导大员到各地监督执行。一时间，小民惶惶，“老虎”或者入狱或者枪毙，杀气腾腾。在蒋介石的强权威胁之下，不少小资民众不得不服从命令把多年积蓄以备战乱和艰难岁月的最后一点看家压箱底儿的黄金银圆外币拿出来兑换成金圆券，而大一些的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兑换成金圆券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强迫冻结了物价的货物被抢购一空。

很快地，蒋介石控制的国统区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都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等到了1948年11月11日，蒋介石不得不修订金圆券发行法，准许老百姓拥有黄金白银外币并取消了金圆券的发行限额，这下子天下大乱，金圆券的价值一泻千里。为了拿废纸般的金圆券换回一点自己多年积攒的血汗钱，上海等地的老百姓彻夜在银行门口排队和挤死人踩死人的惨剧就发生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袁大头、孙小头，叮叮珰珰换银圆。”的银圆黄牛在上海等地极为活跃。普通老百姓一拿到工资或做生意一有收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他们把手里的金圆券换成银圆。这是因为当时的通货膨胀速度实在是太惊人，大家都不想手里留每天都在急剧贬值的金圆券吃亏。

参考：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块银圆(或国币)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

〔附注〕历史上猪肉价格的比较资料

2002年9月8日陶世龙先生看到我关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研究文章，以及《鲁迅一生挣了多少钱》以后，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以下补充资料：

根据《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一书中，记录1912—1924年北京市的物价。当时北京的猪肉价格，1913年是每百斤11圆7角；1916年有所上升，每百斤13圆3角；

那时的1斤(老秤)合596.82克，现在1斤(新秤)合500克。所以老秤1斤约合新秤1斤2两。

北京1913年猪肉每百斤(老秤)11圆7角，合每斤(新秤)约1角银洋；

1916年猪肉每百斤(老秤)13圆3角，合每斤(新秤)1角1分银洋。

由此可以计算出——

鲁迅1913年1月薪俸220银圆，可购买猪肉1122千克，即今秤2244斤；

1916年1月薪俸300银圆，可购买猪肉1346千克，即今秤2692斤。

又，陶先生举出当时李四光为答复鲁迅说他在京师图书馆当副馆长一事所作的说明；这副馆长一职的月薪是500银圆，但他只支取一半，还有一半捐给图书馆了；其实不捐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教授的实际收入要比每月2000多斤猪肉还要多些。难怪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5年间，能花上相当26000斤猪肉的钱去购买图书资料，另外还买了住宅。

现在(2002年)北京的猪肉每斤价格是5元到7元之间。当然，货币购买力不应仅仅以猪肉一项的价格来计算，而应以多项生活用品的综合比价来计算。可见，陈明远估算民国初年(1912—1919年)的1银圆平均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50元，还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当时北京市的物价比上海低廉10—20％左右。

白银暴跌原因

应该是5忆多

下面有简介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他把放在水中泡了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把它烧毁，这样才会彻底被销毁否则还是能吸的）。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已无力再战。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 2、烟毒的泛滥及其严重后果

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收大量输入中国，它不惜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卑劣手段。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就达将近40000箱。除了英国以外，这时还有美国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中国，但为数较少。由于英国对华输入数量的激增，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它对华贸易总值中，就占到1/2以上，到战争时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由入为出超。

●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通过贸易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变入超为出超，变劣势为优势，中国变出超为入超，变优势为劣势，原来英国在广州贸易中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但是贸易却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和贩子带来巨大利益。中英的正常贸易发生了变化。

●破坏了中国金融的平衡

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起码在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大量外流又引起了一连串的社会恶果：最直接的是造成银贵钱贱。当时清朝实行的是银钱并用的双轨制，白银外流国内缺少使得银钱比价变动，例如1794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1838年时就需一千六、七十百文铜钱，而向纳赋税时须折成白银，这样他们实际上要多交百分之六、七的赋税，大大增加了负担，受剥削更重了；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这样也造成了清的财政危机。

2 （二）战争的三个阶段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浙东、长江战事）

具体战争过程如下：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另有舰只）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其中战舰三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副本）》，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此役双方损失轻微，上报到朝廷时变成了一场胜仗）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 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香港仍有清军）。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节省军费）。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这个倒霉的家伙在当时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大汉奸，直到现在。）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他吹牛说英军已退）。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仅次于虎门，但远远比虎门炮台坚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海陆军共计四千人）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救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与此同时，登陆的英陆军开始攻城，由于缺少火炮掩护，英军只能用云梯攻城，被守城清军痛击。随后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三）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

1、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统治集团昏庸腐败。“时代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战争当中，清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的腐败所致，也是清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2、具体原因

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编辑本段]第一次战争的结果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

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编辑本段]第一次战争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改变：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行使全部主权；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加剧，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明朝与英国的亚娘鞋海战：放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

白银价格持续走低的原因主要有几个：

一、美元持续走高，处于看涨趋势。美元与白银价格走势相反，如果美元持续上涨，则白银价格持续走低概率很大。

二、黄金持续走低。黄金与白银同向性超过80%，若黄金持续走低，则白银价格将持续走低。

三、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加息则上涨预期强，白银长期趋势可能处于持续走低的状态，短期趋势会出现反复。

四、全球经济不景气。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都是以现金为王，资金会从白银市场流出，则白银价格持续走低。

五、机构连续抛出或净空头持续增加。机构是控制白银价格的很大因素，若机构持续抛出，则白银价格也不免连续下跌。

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是由价格指数决定的。当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时，其货币购买力就更加稳定。相反，货币汇率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越没有吸引力。如果美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的物价指数保持稳定，现金持有量不会贬值，会有利息收入，必然成为投资者的首选，相反，如果通货膨胀剧烈，根本没有持有现金的保障，收利息跟不上物价的急剧上涨。人们会购买黄金，因为黄金的理论价格会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

西方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对黄金作为对冲工具的需求就越大，世界黄金价格也就越高，其中和美国的通胀率最有可能影响黄金的变化，然而，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智力和乌拉圭等，每年通胀率高达400倍，但对金价没有影响。

本地利率

在黄金投资是赚不到利息的，投资的利润完全取决于涨价。利率低的时候，投资黄金会有一定的收益；然而，当利率上升时，收取利息将更具吸引力，无息黄金的投资价值将下降。由于在黄金投资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最好在银行收取利息，尤其是美国利率上升时，美元会被大量吸收，黄金价格会受挫。利率与黄金息息相关，如果这个国家利率高，就要考虑失去利息收入买黄金值不值得。

扩展资料：

白银作为货币和价值储藏手段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1816年，英国实施《金本位法》，确定英镑纸币只盯住黄金，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国家层面废除白银货币地位的国家。19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在货币方面开始跟随英国实行金本位。20世纪初，世界主要国家只有中国还是完全的“银本位制”。1935年，国民实施“法币改革”，彻底放弃了用银元做货币，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放弃了银本，白银价格随后跌到历史最低水平，其商品属性超过金融属性。

1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国开始放开对金银的价格管制。白银价格得以随市场需求自由波动，银币的内在价值也超过了面值。

慈禧逃奶后过得有多苦

“ 如尔等胆敢损坏一草一木，余必下令士卒歼灭尔辈，使尔等片帆不留，则尔等后悔莫及，罪无可恕。 ”

这是1637年8月19日，明朝广东海道（不知名）和总兵陶谦联合署名，写给英国船队船长威德尔的一封公文。

咋一看，就是正经热血大明的范，但是对于这样的狠话，威德尔心里毫无波动，甚至已经笑出声了。

因为明军的战斗力几斤几两，威德尔早已经领教过了，就废柴；大明也只能通过放狠话找面子了。

1、压根不想好好贸易的明朝

1636年4月16日，威德尔率领“龙号”“太阳号”“凯瑟琳号”“殖民者号”4艘战船，外加“安妮号”“发现好”2艘轻帆商船。带着英王查理一世的训令，勉强算是“浩浩荡荡”的离开英国，前往明朝的澳门寻求贸易。

当然，也是希望打破葡萄牙对澳门贸易的垄断：“ 如果英国人获得据点，开辟了与印度的贸易，则葡萄牙的此项贸易就会全部消失。 ”就是眼红葡萄牙人，霸占着澳门发大财了。

这点跟《明史》的记载是相对应的：“ 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 ”

威德尔的船队的第一目的，指定不是来跟明朝 开仗 ，而是单纯的想跟明朝通商。

1637年的7月23日（明崇祯十年），威德尔的船队终于来到广州，希望能跟明朝官方沟通。他派遣“安妮号”进入广州的河道测量水深，甚至深入到了虎门一带，而且全部做了标记。

而在8月初的时候，面对英国人逐渐深入广州的试探，明朝方面勒令他们：“ 不要再向广州推进。 ”尽管7月末的时候，威德尔就已经向广州方面坦白，自己此行带有多少船只、有多少人数，以及、货物、投资钱数等。 希望能够跟明朝直接贸易，但广州方面没有答复 。

因为迟迟得不到明朝的答复，威德尔带领船队起行，并与8月8日到达亚娘鞋下锚。

在这里，他看到了明军的备战动向：“ 船队（明朝跟踪威德尔船队的水师）及炮台的周围，表现出继续不停的忙碌着做准备的迹象 。”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来开战的， 威德尔特意竖起了白旗，但是明军理解不了这个举动。 若干年后的清军，在同一地点虎门开炮的时候，照样理解不了打白旗的含义。

威德尔只好派人登岸，一方面是购买粮食补充给养，一方面是想跟明朝沟通误会。但是明朝方面“坚壁清野”，威德尔没有买到任何事物；不过却和明朝官员去的联系。并且得到暂时的保证：

6天后，广州方面的通商许可，就会发放给威德尔了。

威德尔觉得自己一直被忽悠。

2、轻易就被攻破的虎门炮台

眼巴巴等了3天后，也就是8月11日，威德尔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派遣“龙号”在周围水域测量。结果明朝的炮台率先开炮，“龙号”被前后轰击了3波，但是明军的大炮始终打不中目标。

若干年后的清军也一样。

得知自己的船队被攻击后，威德尔立马下令挂红旗冲锋：“ 当即升起国王旗帜，帆布及红旗，而潮水亦涨，我们（英国船队）驶入炮台附近，我们的四艘船将其包围起来。 ”

结果就是英国的4艘战船，对着亚娘鞋炮台一顿密集输出，亚娘鞋炮台没有丝毫还击之力。 仅仅半个小时后，亚娘鞋炮台就被轰的一塌糊涂，残余明军也风紧扯呼了。

威德尔指挥英军登陆，顺利攻上炮台后，把城头上插的明军旗帜扯下来，悬挂在城墙下。 然后在城头上升起英国国王的旗帜。 以此当作对明廷的羞辱。

做完胜利者的仪式后，威德尔开始清点炮台的战利品，总共缴获了40门火炮。 尽管威德尔看不上这些火炮，还是把其中的35门搬运到战船上了，好歹拿点战利品和纪念品不是？

这下明朝官员就不敢再吊着威德尔了，于是派遣通事（翻译，会葡萄牙语）李叶荣（《明史》称为“奸民李叶荣”，威德尔称之为“诺雷蒂”）来见威德尔。

主要是传达明朝方面的意思，说不好听点就是想议和，想要息事宁人了，条件也很简单：

只要威德尔交出亚娘鞋炮台上的火炮，以及被缴获的其他战利品，广州方面就可以跟英国人通商；

当然，通商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仿照葡萄牙人的成例，需要跟明朝方面上税。

威德尔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并且派自己手下的两个海商，跟随李叶荣前往广州复命，希望尽快达成通商协议。

结果呢？

双方都被通事李叶荣骗了， 这货见谁都说好听话，这边忽悠威德尔明朝愿意通商，那边忽悠明朝说威德尔认怂了。 沈惟敬的好学生啊。怪不得被《明史》认定是“奸民”。

结果就是海商们回来后，李叶荣的两面见光破产了。因为海商们给威德尔，带回了海道与总兵陈谦的联名通告，语气强硬的让威德尔赶紧滚蛋。也就是上面的豪言壮语。

但威德尔就笑笑不说话：“ 明朝帝国已面临末路，而他们的武力已处于最低潮，但官吏的舌头和笔尖，仍保持他们一向的精力。 ”就是“呵呵，菜鸡儿”的意思。

此后威德尔要求进入内河躲避风浪，但是被明朝坚决拒绝，两边战火再起。

9月10日凌晨两点，明朝水师发动夜袭，也就是用火船进攻。但对威德尔船队没有卵用，很快就被击退。 9月18日，威德尔指挥英军反击，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 ，抢夺30头猪。随后再次攻占虎门的亚娘鞋炮台，并将其彻底炸毁，还顺手焚烧了一个明军的大帆船。

怎么说呢？ 就是血虐了明军一波。

威德尔的船队和手下，几乎没有任何损失。除了经常得不到补给以外，不过已经靠掠夺满足了。

3、英国真的给明朝赔款了？

根据传统说法认为，英国事后为避免彻底与明朝交恶，主动答应赔偿明朝2800两银子，然后写下保证书后离开明朝。

可事实上却是，的确有这2800两银子，但这的确不是赔款，而是通商的“中间费”。

也不是明朝找威德尔要的，而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找威德尔索要的“好处费”。

在二次交火之后，葡萄牙人掺和进来劝和，威德尔船队也得以到广州购货物。但收购的前提却是，在李叶荣的撺掇下， 英国海商给广州官员，近6000多两白银的贿赂 。其中的六成白银，都被总兵陈谦黑下了。

但是等英国人准备离开的时候，葡萄人叫住他们说，你们能跟明朝通商，我们葡萄牙人是出了大力气的。他们要求威德尔船队：“ 为他们已做了交易的特权，付28000八单位里亚尔 。”

折合白银约17612两。

英国人肯定不会同意啊，两天后，葡萄牙人又改口了，说只需要付4528八单位里亚尔就行。

折合白银的话，就是2800两。

这跟赔款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葡萄牙人托明朝的说辞，忽悠英国人当冤大头。

威德尔当时就认定：“ 这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明朝）人虚张声势的行为 。”不光威德尔不会出这笔钱，他手下的海商更是坚决反对：“ 对于这种勒索，商人们坚决拒绝 。”

最后的结果呢？当然是不了了之，英国人指定不会给的，想也白想。

但威德尔的确跟明朝达成过一项协议：

“ （总兵陈谦）第一次和（海商）蒙泰尼，订约并签署条款：

为了自由和广阔的贸易与居住，英国人每年缴付（明朝）皇上银20000两，4门铁大炮和50枝毛瑟枪 。”

但前提却是要求明朝，效仿对葡萄牙的例子，也给自己划出独立贸易区，或者允许自己建造商馆。

总兵陈谦八成是答应了，但其实就是忽悠威德尔，威德尔也没把这事当真。他能完成这次对明贸易，就可以完成任务回英国复命了。事实就是双方都没当回事。

威德尔回国后尽管很失败，因为没有完成跟明朝建立通商的目的，但也完成了航海壮举 。毕竟这是英国第一次跟明朝“成功”进行贸易。

但是总兵陈谦就倒霉了，《明史》载：“ 谦自请调用以避祸，为兵科凌义渠等所劾，坐逮讯。 ”

英国人离开后，陈谦害怕败仗和签约的事情败露，立马请求外调希望躲避追查，结果还是被人揭发，于是就蹲大牢去了。下过不得而知，反正依照崇祯的尿性，不会太好。

最后说个特别可乐的事：

明朝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英国的存在，他们一直以为跟自己交手的“红毛夷”。

也就是荷兰。

《明史》沿用明朝的记载，把亚娘鞋海战的帐，算到了荷兰的头上。

荷兰这个锅背的啊。

（

参考资料：

《明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一家之言，求同存异，感谢您的阅读）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想用义和团来挫一下外国列强的气焰，所以向十一国列强宣战。外国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一路北上打到了北京城，因此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

1900年8月19日，慈禧一行逃到了榆林堡，由于下起大雨，他们在此地停留了两天，到第三天时，雨还没停，可是随身带的食物都吃光了，这时怀来知县吴永前来迎驾。这是西逃以来第一次有当地官来接驾，慈禧紧绷的脸总算有了笑脸。

吴知县为慈禧送上一碗绿豆和米熬的粥，吃着又想吃鸡蛋了，吴永就派人挨家挨户的蛋，最后找到五个，这却让慈禧当时放声大哭。这几天所受的苦涌上心头，堂堂大清国太后，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吃个鸡蛋还要费尽周折，辛亏遇到了一个忠心的知县，之后还为慈禧预备了换洗的衣服，让慈禧换上。

慈禧的车驾出了怀来西关，经宣化，过怀安县，九月初到了山西境内，而慈禧在太原停留了整整21天。当得知慈禧太后要到太原时，山西巡抚为慈禧事先准备了行宫，她到了太原行宫又过上了奢华的日子，吃的用的都和宫里差不多，花钱如流水。并且所有开支让晋商出，晋商筹集了20万两银子供慈禧使用，太原的安稳日子让她忘掉自己在避难。

后来，慈禧决议西行，她觉得太原也不安全，八国联军随时都能打过来。这次的起身没有了流亡初期的慌张和难堪，流亡队成了巡视团，马车换成了八抬大轿，而且护驾也使用许多仪仗，大队人马前呼后拥。就这样一路到了西安，在西安，慈禧的日子比太原更奢华。慈禧爱喝牛奶，行宫里养了六头奶牛，并且慈禧还提出想吃冰镇酸梅汤。慈禧为了自己享乐，还在西安设立了专办皇差的支应局，支应局不到一个月就消耗白银29万两。

在1901年，慈禧派李鸿章签订《辛丑公约》后，八国联军撤出北京，慈禧想着回到京城。从西安到北京两千七百多里路，一共建筑行宫37座。回望慈禧的避祸进程，受苦不过两三天，之后就再次过上了醉生梦死的日子。1901年10月16日，慈禧与光绪等人，经历了一年五个月的流亡后，总算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