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白银分析_白银分析走势预测

1.旧中国蒙爱的耻辱历史

2.解密汇源败局始末（二）

3.京张铁路的详细信息

4.明朝时期为什么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5.什么叫白银投资

1、自然条件

有利于产生大风或强风的天气形势，有利的沙、尘源分布和有利的空气不稳定条件是沙尘暴或强沙尘暴形成的主要原因。

2、物理因素

在极有利的大尺度环境、高空干冷急流和强垂直风速、风向切变及热力不稳定层结条件下，引起锋区附近中小尺度系统生成、发展，加剧了锋区前后的气压、温度梯度，形成了锋区前后的巨大压温梯度。

3、环境因素

在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专家的努力下，一项为探讨沙尘物质的启动、传输机理而专门设立的沙尘暴风洞模拟实验顺利完成。

4、人为因素

沙尘暴发生不仅是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的产物，而且与人类活动有对应关系。人为过度放牧、滥伐森林植被，工矿交通建设尤其是人为过度垦荒破坏地面植被，扰动地面结构。

5、气象因素

沙尘暴的形成是以东亚特殊的大气环流为背景，并与冬季风紧密联系在一起。

扩展资料

沙尘暴的形态特征：

1、风沙墙耸立

大陆强沙尘暴多从西北方向或西方推移过来，也有少数从东方推移过来。几乎所有的沙尘暴来临时，我们都可以看到风刮来的方向上有黑色的风沙墙快速地移动着，越来越近。

2、漫天昏黑

强沙尘暴发生时由于刮起8级以上大风，风力非常大，能将石头和沙土卷起。随着飞到空中的沙尘越来越多，浓密的沙尘铺天盖地，遮住了阳光，使人在一段时间内看不见任何东西，就像在夜晚一样。

3。翻滚冲腾

刮黑风时，靠近地面的空气很不稳定，下面受热的空气向上升，周围的空气流过来补充，已致于空气携带大量沙尘上下翻滚不息，形成无数大小不一的沙尘团在空中交汇冲腾。

4、流光溢彩

风沙墙的上层常显黄至红色，中层呈灰黑色，下层为黑色。上层发黄发红是由于上层的沙尘稀薄，颗粒细，阳光几乎能穿过沙尘射下来之故。

百度百科-沙尘暴

旧中国蒙爱的耻辱历史

1930年－1936年间，工业部门增长率达到8-9% ，尽管估计有这样的增长率，但增长的起点很低，在民国的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成长显著的分别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农业方面，也有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乡村建设政策，并开始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被动享受到的近代经济 。此阶段中国经济在官僚资本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很大弊端，但在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

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估计为4691万的非农业工作人口中，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

黄汉民通过对30年代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工业发展总趋势是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一小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委员会进行的。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司合并，改称为“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1936年3月，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充实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但是因腐败和资金短缺，以及战争破坏，导致重工业大部分成为纸上谈兵，无从落实。

由于国民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小部分已建成投产，而大部分都停留在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

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钢铁3万吨，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2万吨，锑1.46万吨，精铜9吨，铁砂0.63吨，电报机425具。

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抗战开始后，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民国时期，中国炼钢水平极端落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但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该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最终浙江省迫于压力取消了减租办法，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

总括而言，国民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能力先天不足。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农村复兴　　南京国民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这一时期喊得颇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民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几乎属于空中楼阁，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压制。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籍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的工业水平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1930年代中期以后，爆发连串灾荒，水利建设停滞不前，技术落后，不断的内战和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技术改良

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也是有气无力。例如在33-37年间，国民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工作就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到最后也未有实际成果。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也成立部门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 1927年10月25日，国民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国民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拨款2,000万元。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

1933年3月8日，国民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

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

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这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

可惜国民大量发行钞票支付内战军费，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 。这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

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内战频繁和腐败大增缘故。

右图列出南京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的支出加在中央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就国民收入而论，国民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有限规模的现代经济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税收的最大负担。

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

在1928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正式把产生国民收入的65%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

国民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3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解密汇源败局始末（二）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 ，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日本对旧中国的血腥杀戮，然后又想到今天的抵制日货，其坚决程度，不可名状。作为华夏普通的国民，我深暗旧中国所蒙受的耻辱，对日本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更是深恶痛绝。但盲目的抵制日货，我想就大可不必了吧！古人说得好：师夷长技以自强。倘若日本真有诸如吞并我大中国的野心，那我们岂不是更要学了他先进的技术，才能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有些善于钻空子的人，尾巴总是最先露了出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太多的人更看重金钱，学会了崇洋媚外，却忽视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众志成城。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唱了多少年，可真正懂得团结的又有几个。倘若人们个个都有高呼抵制日货那一刻的决心（是否真的行动尚且不说），我想那些个无事生非的日本人，也不敢在我华夏大地胡作非为。

曾经有人评论说，当年中国足球为何迟迟踢不出亚洲？问题就出在，中国人的集体精神不强，团队意识淡薄，关键时刻总会杀出一两个想出风头的人，以为天时地利人和了，终于等到这一刻可以一脚定乾坤了，往往最后却与球门失之交臂。所以，这种团队式竞技项目，被认为在中国没什么希望。这种评论，颇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无不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人们团队意识的提高真的势在必行了。这不仅是一个球队，一个企业，甚至是整个国家的一件大事。

曾经参加了一次野外拓展活动，感触颇深。在特殊的环境下，在预先设定的障碍中，一分钟前还互不相识的队友们，竟在那一刻体现出了无比的团队精神。所有人毫无己顾的拧成一股绳，力量之惊人，若不是亲身体验，谁都会难以置信。于是竟佩服起发明这种拓展活动的人来。

其中有一个叫做胜利墙的项目，一堵几米高的墙，仅凭一个人徒手翻越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队友们在几分钟的时间内迅速分工，谁伶俐一点，先踩着别人爬上去，谁强壮一点，蹲在下面给别人踩……说到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的名字--一个都不能少。是的，必须靠所有人共同的力量，才能集体翻越那堵胜利之墙。不知有没有人注意到下面被踩的人，龇牙咧嘴的表情和裸露出来的布满血痕的肩膀，竟如同重锤击了我一下。一个团队，如果没有这样几个甘愿付出的人，怎样去渡过难关？

活动的最后，教练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总结，让所有的队员肩搭着肩，做出橄榄球员蓄势待发的样子，回想在所有的障碍中，谁曾经帮过你，你是怎样帮助别人，这个团队又是如何胜利的。闭起眼睛，周华健那首《真心英雄》声声入耳，有如老友般亲切。那些片断真真地浮现出来，走钢丝时，他向我伸出了手，攀岩时，他在鼓励我，背摔时，所有人保护了我……偷偷睁一下眼睛，每个人认真回味的表情感动了我，我忽然想哭，为这来之不易的团队精神。

生活中，似乎平淡多了些，不可能每天都有着种种设定的障碍给我们去逾越，去体现我们的集体是怎样的团结，但我们潜意识里的团队精神绝不可因此而淡化。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能够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团队意识和集体精神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能做的或许真的不多，但能在用兵之日将你该做的那一点做出来就足够了。学会去爱我们的集体，爱我们的企业，爱我们的国家，我想是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去做的吧！

回答者： 353287593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2-19 20:32

9.18被大多网友认为是国耻日！

西周幽王无道，致使王宫被洗。

汉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白登七日，靠贿赂冒顿的阏氏才得以残喘脱逃。

西晋怀帝被匈奴俘虏，愍帝出降，西晋王朝终结。第一个被外族灭掉的王朝。

石敬瑭甘当“儿皇帝”

宋朝多次被金、元所败

明朝，倭寇征服中国东南。除大陆部分被收复，其他岛屿被日本纳入版图到今日。

明被后金所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近现代的种种耻辱，羞于启齿……！

当代中国人的素质令外国人鄙夷，以至国外华人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圆明园、

排名第五 五胡乱华

这可谓是中国第一次经受异族的大规模入侵，皇室南迁，中原人民惨遭荼炭，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对峙，其结果，导致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直到魏晋的中华上古文明终结。连民族成分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是文明进程的转折点。从八王之乱一直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这近三百多年，民族仇杀，宫廷，层出不穷，混乱不堪，其中的历史暴虐而又残忍。起初那些游牧民族对汉族，极尽压迫侮辱之能事，现代我们骂人的话，比如“懒汉，无赖汉”等等就是那个时代传下来的，原先在那些异民族心中所敬仰的“天汉”早已被“懒汉，无赖汉”所取代。可谓耻辱。从而也导致了冉闵的起义。幸亏天不亡我中华，由于那时的华族的血气，英勇的抵抗，使异民族重新正视了我华族，从而才产生了，所谓的“汉化”。才有了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改革。才开始了以华族文明为主的文化融合，在此之前，不知死了多少人。但鲜卑贵族相较之后的蒙古满清，毕竟心胸开阔，眼光长远。他们继承了中华的精髓，同时又保持了本民族的优点，同时又输入了佛教文明，创造了一种变革过的文明——中华中古文明。可是，隋唐以后的中古文明继承了一部分的精髓，有许多的独特的东西，还是消失了。比如许多绚丽灿烂的上古神话，从而使我们现在看楚辞中的很多典故名词，不知所云。还有宝剑的制作方法和其所承载的“剑道”也在隋唐慢慢失传了。因为游牧民族打仗不用剑。而日本经过东汉直到六朝的学习和吸收，渐渐发展，到现在便成了他们的“国粹”了。而我们在现在只能通过隋唐之前的史实和虚构的武侠故事，来想像这种如梦如幻的武器了。

排名第四 第二次战争

我一直有个疑问，高中历史书上说，是由于英法想获取在华更大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我也看了不少资料，上面也丝毫没有提及有关什么事，那么为什么要叫第二次战争呢？首先，先看看第一次战争，其实是一场贸易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取得通商的权力，也就是为了贸易平等，而不是为了交清赔钱，更不是为了合法的卖。说白了，只是一个由头。不是，也会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我们的历史书为了让我国更加充满道义，特地把此次战争叫作战争。而第二次战争的目的相同，只是要求清开放的更深入，并给他们最惠国待遇，既然有了一次战争，又目的相同，就叫其二次战争吧，又是道义上的胜利。因为乍听起来，就象两次为了公开而进行的战争。

而它的起因是，由于第一次战争后，清取阳奉阴违战术，违反合约，暗中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使英法的贸易不能开展下去，英法恼羞成怒，又找了两个由头开战。从而迫使清签订了天津条约。按说本应该到此为止，但咸丰皇帝受不了了，认为损害了天朝颜面，责成僧格林心伏击了在大沽口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当场用大炮炸死了多名，这也是高中历史书上所说的大捷，又扣押了十几名前去交涉的使者，清廷认为只要抓住匪首，其余军队就会不战而降。就这样英法登了陆，直奔北京杀来，咸丰逃到了热河，而那些被扣押的使者活着的只剩下几人了，后来的事，便众所周知了，英法为了向清示威，火烧了圆明园。

此战可谓奇耻大辱。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英法联军可谓残忍凶暴至极，被的京师民众可谓不计其数，满清耗费数百年的民脂民膏建造起来的圆明园，万寿园（颐和园的前身）被一把火烧尽。而更为痛心的是储藏在两园之中，满清数代皇帝从民间搜刮得来的字画古董，历代瓷器，大多是极精品，我国现在流失海外的国宝，很多就是圆明园的．还有数量极多的，从康熙直到咸丰，不惜工本，制造出来的工艺品．（说句实话，本人及其不喜欢清代的建筑和工艺品，尤其家具，装饰品，服装，做工虽及其考究，材料及贵重，但十分繁复俗气。而其中集大成者就是故宫，里面的建筑大多是清朝造的。可谓俗不可耐，根本不能与汉朝的大气，唐朝的雄浑，宋代的清雅，明代的简洁相比。）但毕竟都是国宝。经此一烧，可谓中华文明的浩劫。

第二方面：偷袭和扣押英法公使的做法，极其没有信义，使得我中华在外国人眼里成了没有信义的野蛮国家，之后打赢了也就算了，还不堪一击，最后被打趴下还得和谈，简直丢尽了脸面。所以二次战争，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耻辱，有所遭受到的耻辱，也有自己做出来的，当然英法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其火烧圆明园，也有部分原因是受了偷袭和扣押公使的刺激。总而言之西方我国印象的急转直下就从这里开始。

排名第三 甲午海战

这不用说，是众所周知的奇耻大辱。可是让我胆寒的是，开战之前，日本举国上下，积极备战。上至皇室，明治天皇节食，皇后卖首饰。下至平民百姓，捐卖身钱，士兵因为天皇一天只吃两顿，他们自觉只吃一顿，拼命攒钱买吉野号。当时，明治的口号是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他也能做到。这使我想到，在抗美援朝时，全国各界节衣缩食，用来购买飞机大炮，和小学语文书上的一个苹果的故事。

经此一战，蕞尔小帮日本迅速崛起，而老大帝国，加速没落。而对清廷的改良惨遭失败，一部分的国人觉醒，发现要救中国只有推翻清朝一法。后来，经过百日维新，庚子国变，和对清廷所谓的“新政”绝望之时。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说句实话，本人是觉得改良比革命要好，循序渐进总比突如其来要来得稳定，和易于接受。但满清贵族的食古不化，狭隘短视，死抱着利益不放，实在是无出其右。辛亥革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谓最符合汤武革命的标准。

再讲句题外话，我总觉得向中国周边的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在中国衰弱之时，会变本加厉的侮辱侵略中国，而这些国家古代长期仰视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中国。而近代又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对付起这些国家来相当棘手。比如，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等。还有个台湾地区。

排名第二 甲申国难

1644年，中华文明从此绝嗣。剩下的只有四百年的鞑靼文明，而当今再国人和外人眼里，中华文明就是鞑靼文明。这固然拜张艺谋的**，众多的清宫戏，和唐装所赐。但我们与真正的中华文明断绝关系，却是从这里开始。诚然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朝末期，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严重，明朝的灭亡就是例证。虽然有天意，比如连续十五年的干旱。导致中原旱灾蝗灾遍地，颗粒无收。从而导致李自成剿而不灭。但人祸也很致命。朱明历来的寡恩刻薄，崇祯的刚愎自用，南明的内斗。集权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死路。是已到了变革的边缘，内部的改良改革，虽然还不成熟，还有很多是清初的反思，是受明亡刺激的，但已经初露端怡。

如果注入象隋唐一样豪放的血液，那也不是不可以。但历史选择了最不好的结局。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只相当于黄巢，其结果肯定，必败无疑。但中国最多再分裂割据一次，还没有亡天下。南明偏安一方，最多只是又一个南北朝，又一个宋金对峙。好歹也保住了中华文明。可满清入关完全凭的是运气。入关后，他们一方面极端自大，一方面又极端自卑。而自大与自卑是相辅相成的，从而经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措施，中华文明就断送在他们之手了。直到现在，产生了要看宋代之前的中国到日本，要看清代之前的中国到韩国，这种事情了。

排名第一 靖康之难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当金兵攻入东京时，整个赵宋皇室除了一人以外全部被俘北上，而那个侥幸逃脱的皇子就是赵构，而被俘北上的官僚及其家属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们大多都被变卖作了家奴，有些低级妓院的竟然是丞相的女儿。而文化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金人在靖康时代是非常野蛮的，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宋朝积累文化财富被焚毁洗劫一空，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浩劫。而这也是中国被西方赶超，乃至落后，摆下了伏笔。

也是后来种种历史悲剧的起因。更为可悲的是，后来的明朝，并没有继承宋的辉煌文治成果，从而导致了甲申国难，中华绝嗣。而日本也是在那个时期对中国文明由崇拜转向了反思，顺便提一句，象相扑，茶道，插花，马球等等的很多文化艺术也是那时消失的。

京张铁路的详细信息

4 收购案被否定，是朱新礼坠落的原因？

　2008年，轰动一时的可口可乐对汇源的并购展开了。在汇源抛出“待嫁”信息后，可口可乐开出了179亿港元的高价要“迎娶”汇源。这是一笔双方都非常渴望的交易。可口可乐作为饮料巨头，碳酸业务疲乏需要新的业务增长点，汇源作为国内龙头几乎占据半壁江山，可口可乐当然求之不得。而汇源的达能等股东也需要资本变现。

　朱新礼虽然在竭力对外宣扬自己对收购的淡泊之心，但其实对这场交易，朱新礼已经是等米下锅了。不知道是不是当初德隆雄伟的种植园的指引，让他迷上了上游农业，总之，他需要这笔大资金去做他一直想做的生态农业。

从伊利重金牧场，中粮重金农场，双汇进军养殖来看，向产业链条的上游延伸去获得市场主导权，甚至是原料定价权，无可厚非。但与农夫山泉“小打小闹”的找一块地方种橙子不一样，汇源的生态农业十分雄伟。包括果品、蔬菜、茶叶等非常繁多的类目，洒满全国一半多的地图，还要一二三产业结合一起干。其中任何一个单点拿出来都可能压垮一个公司，可朱新礼要全部拿下。

　朱新礼的算盘打得很“清楚”，握住这些原产地，他就是中国最大的供应链前端，后面所有的业务都只能是他的下游，收购他的可口可乐也不例外。为此他还将供货协议放进了与可口可乐的合同里。卖掉汇源，他就能拿着这100亿去撬动那个看上去比德隆还宏伟的汇源大农业梦了。

　让朱新礼迫不及待的原因更在于，彼时汇源“再不嫁就老了”。一方面，朱新礼已经60了，为汇源鞠躬尽瘁他深感疲惫，但儿子女儿没人肯接班。另外，汇源的业务一直走下坡路，不赶紧脱手，繁荣泡沫破灭，有可能就砸手里了。还有，汇源早已为了本次并购进行了两次大瘦身，销售代表由3926名减少至2520名，又被压缩到700人。更没有回旋余地的是，朱新礼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雄伟蓝图挥金如土，将几十亿的真金白银提前撒出去了。

　可万万没想到，2008年，奥运会、汶川地震、改革开放30年，人民的爱国情绪分外高扬。另外，国家从引进外资的思路，开始转变为提升国家品牌的思路。就在这一年，国家颁布了《反垄断法》，而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案例是第一个触犯这条新法的案例。彼时，中国每一个行业排行前五的公司几乎都是外资，这样的现状，也不能坐视不管。何况可口可乐还这么傲慢，上来就收购汇源100%的股权，一副挑战法律权威的架势。而且从以往的 历史 行为来看，可口可乐对民族品牌并不友好，民族品牌的收购悲剧还是有可能在汇源身上发生的。在民众史无前例的反对浪潮中，这个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收购，被否决了!

朱新礼傻了!企业就是要“当儿子养，当猪卖”，“为什么外国人能卖公司我不行?”朱新礼想不通。的确，中国的政策环境为企业经营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朱新礼也不是没有问题。卖猪的初心之下，饲养者是不会寻求将猪训练的矫捷灵敏、聪明伶俐(管理上的科学性和精益化)，追求猪的长生不老(商业精神上的基业长青)的。养大、卖个好价钱，是当务之急，否则太老了，养死了就都亏了。

　面对打击，朱新礼还是一如既往地鼓舞大家的士气，他写了一封内部信给员工。但言语之中对于饮料行业本身的嫌弃，昭然若揭。脑子里装着宏伟蓝图的朱新礼，已经看不上一罐罐的饮料生产的苦差事了，这活太“低端”也太慢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但许诺出去的项目怎么办呢?更惨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而后也有一些买家，如中粮等和汇源沟通，但三十来亿的价格，朱新礼不可能考虑。撒出去的钱怎么办?上马的项目继续撑着，能撤的项目全撤。很多地方领导都傻眼了，农民种下的植物来年产了怎么办?说好为农民谋的朱新礼，却不小心给农民挖了个坑。这些已经开始的项目也是一个个嗷嗷待哺的饿狼，让朱新礼无暇他顾。

　 5 悬崖没有勒马

　既然还要一瓶一瓶卖饮料，被裁掉的工人还要被重新招起来。朱新礼找来了大量的退伍军人，重新建起被他砍下的队伍。这个换血对公司的伤害不言而喻，汇源业务持续走低，但公司的负债持续走高。

　2008年-2016年期间，汇源果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未超过5%，产能利用率只有30%。可汇源却“并不缺钱”，他们不但大量向银行，还利用甩卖资产为汇源续命，此外还有大额的补贴。2012年，汇源首度出现亏损，但拿到了2.51亿补贴。此后汇源亏损逐渐扩大，汇源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越来越频繁。

每一年汇源都有出售动作，2015年出售北京汇源、江西汇源等9家公司，合计18.12亿元。毋庸置疑，售卖资产可以达到减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售公司利润和高额的补贴，为汇源带来“营收、毛利、净利稳步提升，跑赢大盘”的繁荣。2016年，公司“赚”了1328万元，但剔除1.45亿元的其它收入净额和3849.3万元出售附属子公司的额外收益，汇源实际亏损为3.03亿元。

　资金紧张，产能利用率只有30%，可朱新礼建厂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厂建起来是没有订单的，可他们还是建了，究其原因，就是在建厂的过程中存在可以腾挪资金的逻辑。”资深投资人方烈分析道。虽然资金腾挪的方式无从考证，但汇源大手笔花钱是不争的事实。

　2010年前后，为了重建销售体系，汇源的销售人员曾一度暴增到17000人。2014年，汇源果汁启动了公司营业所建设，经过6个月在全国建了千余家营业所，跟传统的经销商竞争卖货。让汇源本来就混乱的销售体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014年，朱新礼还豪掷30亿(原50亿)，利用德源资本参与中石化销售业务重组改革。新公司3年后期许的上市没实现，股票也没有被赎回，朱新礼的资金链变得更紧张。此后，由于德源资本将股权质押，朱新礼遭到41亿资产冻结。除了这些大的合作，朱新礼多元化的尝试从未停止过，但成功者寥寥。除此之外，汇源还与饺子公司合作，搭建电商渠道，参与O2O，甚至做了属于汇源的移动应用“身边的汇源”。

　2017年中报显示，汇源的总负债超过110亿元，而这些总负债中近100多亿又是通过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债券等方式获得的，利息负担很大。汇源一年交给银行等渠道的利息少则要达5亿左右。汇源的果汁业务惨淡，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钱。而且为了减少支出，汇源果汁在2017年把员工裁减到3965人。但朱新礼的“大农业”梦想，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并且那里寄托着朱新礼的厚望。从上市公司腾转挪移出一些资金，去完成他的人生第二生长曲线在所难免。

很快事情就被证实了，汇源还因此被停牌。2017年8月-2018年3月，汇源向朱新礼的另一个关联公司提供了42.75亿元的短期。这笔已经超过了汇源资产的8%，但汇源并未披露，2018年4月3日汇源停盘。这笔不仅未披露，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就悄无声息的将上市公司的钱转到了非上市公司。港交所规定，切若无法于2020年1月31日前满足复盘条件，汇源会被取消上市地位。

　很明显朱新礼缺钱，于是汇源又一次爆出新“买主”。2019年4月，天地壹号曾拟出资36亿元，占股60%，汇源以资产出资24亿元，其中包括汇源果汁的商标，成立新公司。但3个月之后，该方案夭折。“汇源因为债务问题，将自己的商标分给了很多企业，天地壹号想要获得汇源的商标，就需要所有持有商标的企业同意，但这太难了。”

　朱新礼2018年还是胡润百富榜上身家35亿元的富豪，2019年他却沦为数度被限制消费的“老赖”。2019年9月20日，由于前文所述的股权质押，招商银行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了朱新礼41.03亿元资产，朱新礼进入失信人名单。而棘手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遍布全国的搁浅项目、大大小小的债主，已成为朱新礼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树苗商等各种形形的供应商也很吃惊，汇源居然会用5万、10万“挤牙膏式”的还债。2019年9月，先锋集团旗下P2P平台的一纸公告，撕开了汇源庞大的债务链条。朱新礼名下四家公司，因无法偿还418.5万元的欠款，拟以汇源果汁系列产品进行抵债，借款担保均为汇源集团。

　朱新礼曾经说，“如果能按照当初的，汇源估计早就成为千亿级的公司，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但如果汇源卖掉了，拿着百亿的现金，朱新礼会变出千亿的现金，还是千亿的亏空，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100亿撑不起朱新礼的“大农业”梦。

　 6 一个人的汇源

　在汇源帝国的瓦解声中，汇源迎来了它28年发展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2020年2月12日，朱新礼和女儿双双退出汇源。2月14日，汇源被取消上市地位。汇源一直都是朱新礼的汇源，没有了他，汇源该何去何从?

　从白手起家建立汇源，说朱新礼把汇源当儿子养的确不。为了汇源，朱新礼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爱好，不唱歌跳舞、不打牌和。为了赶时间他从办公室的玻璃门穿破而出，大白天走路掉进一米多的下水道，创业初期和员工一起卸车、装货。他不找“打工的员工”，他希望员工以汇源为家，也因此他成了汇源的大家长。

　一路走来，朱新礼的很多决策都无法被周围的人理解。从早期做村主任，到后面巨资拿下央视广告，最终朱新礼都成功了。十几年的成功，让朱新礼很难不继续坚持己见。2001年，国家出台三峡移民政策，朱新礼决定投巨资建立柑橘生产基地，但树苗生长期需要至少三年，生产线闲置是巨大的资金浪费。朱新礼力排众议，他算的良心账和政治账，因为当地老百姓看到希望才肯种树。就这样，项目成功实施。

　家族式管理在企业发展的早期，的确会有很多的优势。但随着企业的壮大，如果依然不对组织和管理机制进行更新，弊病会很快出现。2008年7月，一篇名为《给朱新礼老总的一封信》的帖子，出现在天涯论坛。信中控诉了汇源内部裙带关系复杂，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管理混乱的问题。

　长期以来，朱新礼的儿子、女儿、胞兄、胞弟、女婿等诸多亲戚，均在汇源出任要职。有村民抱怨，汇源的员工更多都是朱新礼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没有为当地就业带来什么拉动。企业内部，也很容易对非山东籍的“外人”形成排挤。

　自2007年起，从汇源离职的副总级别经理人就有十余位，且每一位职业经理人离职时，都会带走一批人，让汇源人才流失严重。2008年，从达能派驻到汇源的副总裁毛天赐曾自嘲，“我是汇源的首席。”公司里那些朱新礼的亲戚、老乡、战友，职业经理人根本驾驭不了。

　2014年9月，朱新礼重金挖到曾经“杀尽官僚”的苏盈福。外界对会员改革翘首以盼。但带领核心团队进入汇源的苏盈福一年后离职，汇源“去家族化”再度失败。苏盈福透露：“公司讨论什么决策，家族成员只要星期天回家一起吃个饭，基本都能形成共识。”

　除了让职业经理人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朱新礼也没有给够人才足够的激励。与马云、牛根生等企业家，在集团上市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亿万、千万富翁不同。从汇源的股权结构也不难看出，汇源的壮大、上市后，真正获得好处的还是朱新礼家族。朱新礼一直牢牢将股权握在手中，而马云在阿里巴巴所拥有的股权仅为5%。“人聚才散、财聚人散”的名言，也解释了一部分汇源人才流失的原因。

　很多人说汇源产品过于单一，不够多元化，但其实汇源产品线的命运，正是汇源的真实写照。早年朱新礼依靠其快人一步的方式，打下了汇源品牌。但此后朱新礼忙于扩张，内部也没有得力的人才，所以此后汇源几乎再无任何创新产品。所谓新品，不过是跟在别人身后的仿制品。汇源的产品品类多达80款，但许多在货架上都只是昙花一现。

　落后的新品，展现的是汇源和其组织的疲态。朱新礼60岁了，产、供、销他全都扛下来，已然不太可能了。但汇源没有第二个朱新礼。在资本路上狂奔的时候，也没有人能限制他不断地掏空上市公司，给自己的“大农业”输血。不装在笼子里的权力是可怕的，也让朱新礼走向了深渊。

　朱新礼自己觉得，如果当初汇源卖掉了，他会是另一番样子。毋庸置疑，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需要警惕的是，中国早已过了粗放的发展阶段，在错误的思路指引下，拥有更大的，可能会招来更大的祸患。朱新礼不自知地走上了德隆的道路。即便成为千亿级别的公司又能怎样？德隆依然倒下了。

明朝时期为什么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京张铁路在1905年9月4日开工，詹天佑跟铁路员工一起，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出色地完成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程，四年后的1909年8月11日建成，10月2日通车，施工时间比原定缩短了两年；而建造成本亦比原来预算节省了三十五万两白银（也有一说是节约了二十八万两）。总费只有外国承包商过去索取价银的五分之一，可谓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在铁的事实面前，外国人也不能不折服。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当时在此进入北京的客车均要停车半小时，参拜詹天佑铜像和纪念馆。

准确地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途中第一次坐火车。火车给她留下良好的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于是清廷紧急筹措修建京汉铁路高碑店站到梁各庄皇陵的支线。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留美幼童”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詹天佑崭露头角，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指挥工程迅速竣工。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只有37公里，而且具有讽刺意味：它是为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可都不伸手。在英、俄看来，落后的中国完全无此能力，他们等待着中国人陷入僵局时向他们求救。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这里。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有靠工人的双手。

这一段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詹天佑用南北两头同时向隧道中间点凿进。但隧道实在太长，后加上在中部开凿两个直井，分别可以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如此就有六个工作面同时进行。他运用“折反线”原理，修筑“之”字形路线降低爬坡度，并利用两头拉车交叉行进。在铁路兴建之初，有车厢出轨。詹天佑想到一个办法：将美国人詹尼发明的自动挂钩加在每节车厢，使之结合成一个牢固整体，确保爬坡时的安全。

1906年12月11日，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詹天佑给诺索布的儿子、他少年时的朋友威利的信中写道：

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形下，她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也力求革新。但是将来怎样，是无人可以预卜。我现在这条铁路，要求我只许用中国人来修筑。如果我有权。就乐于介绍给你一个工作，可惜，我现在奉命不得雇用外国员工。

京城近旁修筑铁路，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铁路要经过一个前任道员家的坟地，他是皇室的亲戚，在朝野均有势力。此人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可是北面、南面、西面都是权贵的墓地，要大改道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浪费。詹天佑忍辱负重，花费许多时间跟权贵周旋，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但为保持“风水”，答应另修一条河，派官员拈香设祭，路成后，再立碑纪念。工程人员忿忿不平，但詹天佑表示，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他小事都可容忍。

京张铁路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30.48米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的正确指挥，大桥顺利建成。

京张铁路原六年完成，在詹天佑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二十八万两。

詹天佑留给后人的照片，似乎自小到大都不苟言笑。他是个严谨的工程师，务实，精细。但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留学生涯带给他的情趣。

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主持并胜利建成的联结北京和张家口的一条铁路，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筹资、勘测、设计、施工建造的铁路，全长200多公里。此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未有。”中国自办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之后，外国人讽刺说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恐怕还未出世。詹天佑勇敢地担当起总工程师的艰巨任务，勉励工程人员为国争光，他跟铁路员工一起，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出色地完成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程，设计出人字形路轨。京张铁路1905年9月动工，1909年8月建成，比预计工程提前2年，经费结余白银28万两，全部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索取价的五分之一，可谓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

由中国人自己修建京张铁路，这虽然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心酸胜利，但詹天佑和京张铁路，以及蕴涵其中的民族精神却成为国人永远的骄傲

张家口重要的地理位置，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铁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盘踞多年的英国志在必得，虎视眈眈的沙俄誓不相让，软弱的清哪一方也不敢得罪，不得已决定启用中国自己的工程师自建京张铁路。

詹天佑，这个富于创造精神和勇于克服困难的工程师，此时才真正走上了实现自身价值与抱负的历史舞台。面对着外国人“修建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生”的轻蔑与嘲笑，詹天佑当时压力也很大，毕竟当时工程之艰辛，连那些曾在中华大地上贪婪地掠取筑路权、修建过多条铁路的外国侵略者也没有把握。

“如果我失败了，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会是所有中国工程师、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不幸！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志气，我别无选择。”正是这股豪气，四年艰辛之后，1909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京张铁路中的“人”字形轨道、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令中国人扬眉吐气，让准备看笑话的外国人吐出了难堪的舌头。正如我市高金浩所言，詹天佑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重要的是他传承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意志和民族力量。

而同样让国人振奋的是，这比工程预计提前了两年，造价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白银。

“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中国地大物博……徒以交通不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怀着“愿以在野之身兴办20万里铁路”抱负的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6日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

二十世纪初，革命风暴风起云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张垣大地，塞外革命党人也奋起响应，但在敌人的反扑下，起义失败了。为了继续与敌人斗争，起义军共推张砺生、张子光（均为尚义县人）为起义军代表乘车赴南京请示孙中山先生今后机宜。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孙中山为塞外察哈尔、雁北、绥远的同志在不利的环境下举行武装起义表示赞赏和安慰，并鼓励他们说：干革命不怕失败，我们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二人回到张家口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暗中组织民众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2年4月1日，迫于压力，孙中山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开始在国内进行长期考察，游说民生主义，倡言铁路建设。在被袁世凯委以“全国铁路督办”后，孙中山宣布“十年不干预政治”，愿以在野之身兴办20万里铁路。1912年9月6日，踌躇满志的孙中山从北京乘坐火车来到张家口考察。在视察张家口火车站时，孙中山发表演说，高度褒扬了詹天佑创造的这一为民族增光的惊世之作，并与群众合影留念。参加在福庆戏院举行的欢迎大会后，孙中山又召见了张砺生和张子光几位地方党务负责人，询问地方情况后并勉励同志们努力工作，不要因民国的成立而松懈下来。

在张家口视察完后，孙中山于9月8日上午乘火车返回北京。当时，欢送的人们挤满了街道两旁。

1922年五六月间，张家口党组织的创建者——何孟雄在张家口的京绥铁路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间发展了第一批***员，并建立了我市第一个党小组，使北方铁路工人运动有了真正的领导核心

随着京张铁路的修建和通车， 张家口近代产业工人队伍随后产生了。

“工人苦，工人苦，工人裤子破了没人补”

1921年9月，何孟雄来到了张家口及京绥铁路沿线进行考察。他深入到铁路工人的工棚和宿舍，同工人谈心，调查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此间，他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号召大家赶紧联合起来建立组织团体。他成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张家口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第一人。1922年五六月间，何孟雄在张家口的京绥铁路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间发展了第一批***员。其中张家口的3名分别是李泽、李连升和周振声。他们都是张家口铁路车务段的工人。不久几日后，第一次小组会在桥东平安里铁路工人宿舍邢老头的宿舍召开，何孟雄主持了会议，正式宣布京绥铁路工人第一个党小组成立。这是当时的***在长城以北、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建立的最早的组织。在随后的斗争中，***在工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11年12月22日夜间发生的特别货车抢救怀安儿童张京生的事迹，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人民日报以《生命线》为题对此做了报道，多家杂志社据此出版了《生命线》连环画，使这个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情谊佳话迅速传遍了全国

11年12月22日夜，张家口车站南站丙班服务人员接班后，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来到客运服务站求助。原来，他们是怀安城公社下中农社员，他们刚刚十四个月的小儿子让一粒玉米豆卡在了气管里，由于本地医院缺乏一件精密的医疗器具，无法治疗，需要转送到北京工农兵医院进行治疗。

看到小孩嘴唇发紫、呼吸急促、面部毛细血管渗出了血点，当时的客运值班长刘玉荣与班组的同志们分外焦急。此时，是晚上9点，最早去北京方向的客车也要两个小时以后。怎么办，怎么办，焦急的刘玉荣立即通过向党支部请示后请求北京铁路调度所。此时，即使让他们搭乘当时停在南站的906次货车，也还得等40多分钟，但铁路线上的11趟车都要为他让路。让刘玉荣兴奋的是，很快北京铁路调度所就传来指示，立即发车，抢救孩子，同时，北京方面一边协调铁路沿线的工作，一边给孩子寻找接站车辆。

当大家正准备把孩子和父母送上车时，刘玉荣和几名同事知道他们带的钱不多，于是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都掏了出来……

21点17分，096特货载着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向首都方向驰去，刘玉荣先后7次与沿线车站联系，

3个小时40分后，这列特殊货车从塞外驶到了京城，一辆部队军车接上他们，快速驶进了工农兵医院。

一个星期后，小孩子在抢救和治疗后，顺利出院了。孩子的父亲怀着感激到公社去讲，到大队去讲……当他再次来到车站时，他告诉大家，孩子的名字改成了张京生，寓意是京张铁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此后，人民日报以《生命线》报道了这一事迹，多家杂志社出版了《生命线》连环画，一段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情谊佳话迅速传遍了塞外大地，传遍了铁路系统，传遍了全国各地。

在詹天佑修建整条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节约的思路贯穿始终。整条铁路施工不到四年，比原少了两年。另外整条铁路修好后,共耗银 693.5 万两,比预算节约 28.8 万两。 铁路建成后,正如詹天佑所想,商贸日盛，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编辑本段]詹天佑的简介

詹天佑，“中国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工程先驱”，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1905年~1909年主持修筑京张铁路。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卒于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的把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这便是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

英国和俄国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国和俄国的使臣们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京”指北京，“张”指张家路）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要求全国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詹天佑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清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清同治十一年(1872)，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清光绪七年(1881)六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同年八月回国。曾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员。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天津铁路公司工程师。19世纪八十年代，他投身于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曾主持过我国京张、川汉、粤汉等早期铁路的建设，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特别是他主持的京张铁路（1905—1909）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1919年4月24日在汉口仁济医院病逝，享年59岁。同年在青龙桥车站竖立一座詹天佑全身站立铜像。

什么叫白银投资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

作者：陈昆

提　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巨量白银流入有两个原因：贸易顺差和套汇。文章考察了这两个因素形成的机制。与晚明时期类似，当前我国也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究其原因是对贸易的干预政策所致。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评判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套汇；白银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

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

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3]

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

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

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

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

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

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贸易兴起前夕。

二、明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白银持续内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

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

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

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

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

三、三方套汇与白银流入

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 德 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

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

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结论及比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白银投资分很多种：

1、最土的办法就是买银条或者银饰回去，等到升值之后再卖出。

2、白银期货，以及白银相关的股票等。

3、纸白银，这是银行推出的一种中长线理财产品，由于点差过高，只能长线持有。

4、现货白银，24小时交易，无涨跌停板，可买涨买跌，这是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

5、白银延期交割，这是不建议做的，目前只有上海的白银TD是延期交割，缺点就是交易时间太短，不够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