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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揭秘明朝真正衰败的原因

2.明十三陵（思陵）什么时候可以游玩

3.请问多尔衮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1.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文后各题

9.D 10.C 11.D 12.(1)按照旧例，他要守在城中不能外出，因为贾耽擅长射箭，皇上在褒奖他的诏书中允许他在近郊打猎。

（“故事”“以”“优诏”各1分，大意2分。） （2）贾耽每次打猎，带着几百人，经常进入李纳的领地，李纳大喜，然而敬畏贾耽的德行，不敢有历图谋。

（“畋”“从…‘往往”“畏”各1分，大意1分。） 解析 9. 试题解析：“急诏至”的意思是紧急诏书来到，是一个完整意思，不可分割；“以泽代耽”的意思是让樊泽代替贾耽，结构对应，且含有人名，不可分割；“见代”中“见”的意思相当于“我”，所以不能与“吾”划分在一起，据此排除ABC，答案为D。

本题考查断句。文言断句的基本要求，即应该做到点断后的字句都能讲得通，如果有的句子讲不通，那就可能有断句错误的地方；做到点断后的每一句话的内容都符合情理、符合逻辑。

断句的前提：多读文段，增强语感。 考点：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能力层级为理解B。 10. 试题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文中一些文化常识的把握。

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积累。C项，“谥号是朝廷对死去的帝王……平民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错误，朝廷不会给平民封谥号。

谥号，为东亚（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评定褒贬，而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 考点：识记文学常识。

能力层级为识记A。 11. 试题解析：D项，不是别人来向他请教，而是他向别人请教。

这道题目是概括归纳文章内容。解答此类题的方法是：①抓住题干，读全读准。

在阅读题目时，须读全、读准题干，切忌走马观花。所谓读全，就是对题干中的所有要求要一个不漏、原原本本地分析；所谓读准，就是要准确地把握题干所提的要求，看清是选对的还是选错的，是概括内容还是分析观点。

只有对题干作全面、准确的分析理解，才能准确地答题。②放回原文，查对正误。

特别是在时间、地点、官职，人物的行为、实效方面，应仔细查对原文的词句，全面理解，综合分析，两者间的差别正是把握全文的关键所在。对似是而非处，要有借题解文的意识。

考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12. 试题解析：本题首先要找出关键字或句式进行翻译，一般为直译。文言文的翻译，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替换、组词、保留、省。

对古今异义的词语要“替换”；对古今词义大体一致的词语则“组词”；对特殊的地名、人名等要“保留”；对古汉语中的同义反复的词语可以“省”其中一个，有些虚词不必要或难于恰当翻译出来的也可以“省”。第一句中，“故事”，按照旧历；“以”，因为；“优诏”，在褒奖他的诏书中。

第二句中，“畋”，打猎；“从”，率领，使……从；“往往”，经常，常常；“畏”，敬畏。 考点：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能力层级为理解B。 参考译文：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

天宝中期，通过明经考中功名，补任临清尉。河东节度使王思礼让他暂代度支判官一职。

多次提升后，做了汾州刺史，在那里一共治理七年，在行政上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下诏授予他鸿胪卿一职，兼任左右威远营使。

不久做了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崇义在东道造反，贾耽进驻屯扎在谷城，攻取了均州。

建中三年，调任东道。德宗在梁州，贾耽让司马樊泽去梁州奏事。

樊泽回来后，贾耽大摆酒席会见诸将。一会儿有急诏送到，诏书中让樊泽代替贾耽的职务，召樊泽做工部尚书。

贾耽把诏书放在怀中，像刚才一样饮酒。酒席散后，把樊泽叫过来说：“诏书中让你代替我，我将要准备行装了。”

命令将吏们拜见樊泽。大将张献甫说：“天子流亡，樊泽用兵是以您的命令拜访皇上所在的地方，如今樊泽却谋划您的军权，在您的地盘谋取利益，可以说是对人不忠心。

军中将士心中不平，请让我为您杀了他。”贾耽说：“这是说的什么道理呢？朝廷有命令，樊泽就是统帅。

我现在上朝，要你和我一起去。”他带着张献甫一起走了，军中于是安稳。

不久做了东都留守。按照旧例，他要守在城中不能外出，因为贾耽擅长射箭，皇上在褒奖他的诏书中允许他在近郊打猎。

后来调迁为义成节度使。淄青李纳虽然被削掉了伪号，却暗中藏有奸谋，希望找机会实现。

李纳的数千士兵从行营回来，路过滑州，有人说让他们住在城外，贾耽说：“与我相邻，为什么要怀疑他们，使他们暴露在野外？”命令住在城里的旅馆中，在房屋的走廊上宴请他们，李纳的士兵内心都信服贾耽。贾耽每次打猎，带着几百人，经常进入李纳的领地，李纳大喜，然而敬畏贾耽的德行，不敢有所图谋。

贞元九年，以尚书右仆射的职务兼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被封为魏国公。经常认为地方统帅缺少，应当让天子来任命，如果在军中谋求，那么下层士兵人心向背，人心不安。

皇上认可他的话，但没有用。顺宗即位，升迁为检校司空、左仆射。

当时王叔文等人干预朝政，贾耽很担忧，多次称病乞求退职回乡，不被允许。死后，享年七十六岁，被赠予太傅这一职务，谥号叫元靖。

贾耽非常喜爱读书，到老之后更加勤勉，尤其通晓地理。见。

2. 请问《宋史》列传第二十四的译文

文言翻译：贾黄中是沧州南皮县的人。父亲贾枇，性格严厉坚毅，善于教子。贾黄中年幼时就很聪明，刚刚五岁，贾枇就每天早晨让他端正地站着，然后展开书卷比量他的身高，称这是“等身书”，按规定考查他诵读。父亲常让他只吃蔬菜下饭，说：“等以后学业有成，才能吃肉食。”贾黄中十五岁考中了进士，授职校书郎和集贤殿校理，又提升为著作佐郎，在史馆值班。

岭南地区平定以后，任命黄中做访使，他廉洁正直，处事公平，待人宽恕，使边远地区的人民感到安适。回朝后，上奏了几十条兴利除害的事，都符合皇帝的心意。适逢宋军攻克江南，贾黄中被选拔任宣州的知州。饥荒之年，百姓有很多人沦为盗贼，贾黄中拿出自己的俸禄熬粥给饥民吃，靠这个办法保全活下来的有上千人，一面继续想办法禁止盗贼，于是盗贼全部解散离去。太平兴国二年，任升州知州。当时金陵刚归附宋朝，贾黄中治理政务简便易行，所辖区域内治理得很好。一天，巡视府署之中，见有一间屋子锁闭得很牢固，他就命人打开屋子看一看，得到金宝几十柜，计算一下，价值几百万两白银，是南唐李氏宫中的遗物，他立即写好表章把这些金宝进献给皇上。皇上看了表章后对侍臣说：“如果不是贾黄中廉洁恭谨，那么南唐的这些亡国之宝，就将玷污法律并且害人犯罪了。”

太平兴国八年，贾黄中与宋白、吕蒙正等共同主管科举，又提升为司封郎中，充任翰林学士。雍熙二年，又主管科举，不久又掌管吏部对官吏的选拔。贾黄中前后两次掌管科举考试，多选拔出身寒微而又才能杰出的人，除授拟定官吏，品评鉴定等级，十分恰当。淳化二年秋天，与李沆一起官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宋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让她坐下，对她说：“把孩子教育成这样，您真可以和孟子的母亲相比了。”并且作了诗送给她，赏赐的财物也很丰厚。

3. 新唐书.房玄龄传的译文（节选）要求翻译的古文如下：房玄 爱问

房乔，字玄龄，是齐州临淄人。

小时候就很聪明，广泛地阅读了经书、史书。工于草书和隶书，善于写文章。

十八岁时，被本州推举为进士，朝廷授予羽骑尉的官职。父亲生病绵延十个月，玄龄的心思全部用在父亲的药物和膳食上，不曾脱衣服睡过一次好觉。

太宗攻占渭水北边的土地，玄龄驱马到军门求见。 太宗一见他，就像老朋友一样，让他代理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

玄龄已经遇到了知己的人，偏用尽自己的全部心力，知道的没有不马上去做的。每次平定贼寇，众人争着去寻找珍宝古玩，只有玄龄先接受杰出人物，安置到幕府中。

当有谋臣猛将，都跟他们暗中互相申重结合，各人都表示愿为太宗竭尽死力。 玄龄在李市民秦王府中十多年，常负责管理文牍，每逢写军书奏章，停马立即可成。

文字简约义理丰厚。一开始就不用草稿。

高祖曾经对侍臣说：“这个人深重地了解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

隐太子李建成因为玄龄、如晦为太宗亲近礼遇，很憎恶他们，在高祖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因此玄龄跟如晦一起被驱斥。 隐太子（太子李建成的谥号）将要发动兵变时，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和如晦，叫他们穿道士的服装，暗中带进内阁商量大事。

等到太宗成为太子之后，提升玄龄担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玄龄代萧瑀为中书令。

太宗论功行赏，把玄龄跟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作为第一等，进爵为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贞观三年，任命他为太子少师，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代理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

第二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卜射，改封魏国公，监编国史。已担任总领百司的官职以后，日夜虔诚恭敬，用尽全部的心力，不想让每一个人才失去应当处的位置。

听到他人的长处，好像自己拥有一样高兴。他对行政事务明晰练达，并且用文献经典来加以整治。

他审查修订法令，意在宽容和平稳。他不以求全来选人，不用自己的长处来要求他人，看他的才能任用，不因他人的地位卑贱而排斥，议论的人都称赞他是良相。

高宗成为太子之后，加玄龄为太子太傅，仍或主持门下省事务，监管编撰国史像原来那样。 不久因撰写《高祖太宗实录》成，赐下玺书表彰，赐物一千五百段。

这一年，玄龄因继母去世丁忧服丧离开职位，朝廷特地下诏在昭陵赐给他墓地。不久，他又从回本官职位。

太宗亲征辽东时，命玄龄在京城留守，亲手写诏书说：“你担负萧何一样的重任，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军队的兵器、战士的粮食，都交给他下令处置调发。

玄龄多次上书说不可轻敌，尤应当警惕小心。不久跟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编《晋书》。

贞观二十三年，皇上驾临玉华宫，当时玄龄老病复发，皇上下诏令他睡在总留台。 到他渐渐病重，玄龄追赴玉华宫，坐偏轿入殿，将近到皇帝御座才下轿。

太宗对他流泪，玄龄也感伤悲咽得不能自我控制。下诏派名医救治。

掌管皇帝膳食的官员每天对他供应御膳。如果他的病略能减退，太宗就高兴得露出喜色；如果听说病情加重，就变得满面凄怆。

后病情加重，就凿开宫墙开门，多次派宦官问候。 皇上又亲自光临，握手叙别，悲不能忍；皇太子也去跟他诀别。

不久去世，享年七十。

4. 宋史列传第103卷

李周传宋史列传阅读答案翻译《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卷》（3）

来源：未知 |作者：86zhaokao.cn时间： 2014-05-30 08:39

李周，字纯之，陕西冯翊人。考中进士，调任长安都尉。当年饥荒，官府向饥饿的灾民供应粥，灾民聚集不可控制，官府就把（控制灾民的事情）交给李周，李周设置栅栏，把老少男女间隔开来，没有一处混乱的。 转任山西洪

李周，字纯之，陕西冯翊人。考中进士，调任长安都尉。当年饥荒，官府向饥饿的灾民供应粥，灾民聚集不可控制，官府就把（控制灾民的事情）交给李周，李周设置栅栏，把老少男女间隔开来，没有一处混乱的。

转任县令。有与世隔绝而被官府征用财物的百姓，他的晚辈得到遗留的券约，李周按照契约归还了百姓的财产。郡吏怪罪李周，李周说：“有利于百姓，也就是有利于国家途径啊。”洪洞县的南边有山涧，支流泛出，征收赋税抗洪物资，李周开始构筑新的大堤，百姓没有叫苦的。李周任施州通判，施州官员不熟悉牛耕的便利，李周为此开辟了数千亩田地，选择懂得种田的流放守边的人，买牛让他们耕作，军粮靠此得以供给充足。

司马光将要推荐他做御史，要让李周来见见他，李周说：“司马先生贤能之人，我本来应该拜见，但听说他推荐我而邀请我去，这就是‘自荐御史’（的嫌疑）啊。”最终没有前去。宋神宗召见亲近的大臣（让他们）推荐贤士，孙固把李周的情况报告（神宗）。神宗召见李周问询，对（李周）说：“知道你不游走权贵，你认识当今的参知政事吗？”李周回答说：“不认识啊。”“认识司马光吗？”（李周）说：“不认识啊。”（神宗）询问边境防御的策略，（李周）说：“四周边境，如同兄弟，如果使中原疲乏来抵御外族，使得百姓贫困穷苦，聚众成为盗贼，担心会成为心腹大患。”神宗点头，第二天，神宗对孙固说：“李周，是朴实忠诚的贤士啊。我将要让他担任御史。”参知政事认为他不是自己的人就用事情考验他，让他掌管京西刑狱。

当时正兴修水利，有人提出疏导湍河要开凿六条渠，来让钳卢陂水流出，估计用工八十万人。李周说：“湍河源流稿积聚而下，用大堤来抵挡，尚且担心决口流溢，如果再疏导，必然造成祸害。”于是上疏进言说：“凿渠成功不一定能治理好洪水，但是费用却已不足。为什么不姑且开凿一条试验一下，如果可以用来排洪，就这样做。”渠开凿了没有作用，第二年，湍河洪水，邓城几乎淹没，才想起李周的提议。李周居然因为直言罢免，改任西京国子监。

哲宗继位，召李周做职方郎中。朝廷与西夏议和，给以西夏侵占的地方，甚至要放弃兰州。李周说：“陕西以西过去为唃氏拥有，常常成为我们的屏障。如今唃氏破亡，如果舍弃它，一定会归附西夏。如果用不太大的黄河南面的（唃氏），多年后就会成为（西夏）的劲敌，如果再用黄河、湟河（一带的民力）支持它，这是能够得到全部的西夏领地啊，这就不（仅仅）是秦蜀之地的利益啊。”哲宗于是没有丢弃。李周最终升迁为工部侍郎，不久以集贤院学士的身份担任邠州的知州。去世时，享年八十岁。

李周自从担任小的官职起，隐而不露自隐其迹，没有私自拜访官员，有公事，李周就到官衙汇报，薛向掌管三司，要征召他为部属，等到见面，最终没有敢说，（薛向）退下后感叹说：“这个人不容易屈服。”因此不被当世人知遇。

5. 隋文帝子秦文俊为并州总管······的翻译

一、译文

隋文帝的儿子秦王俊是并州总管，因奢侈、骄纵而触犯刑律被免去官职。杨素启奏道：“秦王，陛下十分疼爱他，臣请求陛下不追究他的罪过。”

文帝说：“谁也不可违反法律。如果按照你的意思处理这件事，我就仅仅成了秦王俊的父亲，而不是天下人的父亲了，倘真如此，为什么不另外制订专门适用于天子的儿子的法律呢？我怎么能像你说的那样做使法律的尊严受到损害？”最终隋文帝没有答应杨素的请求，赦免杨俊。

二、原文

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以奢纵免官。杨素启奏：“王，陛下爱之，请舍其过。”文帝曰：“法不可违。若如公意，吾是王儿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乎？我安能亏法？”卒不许。

三、出处

《旧唐书》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二、作品赏析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三、作者简介

刘昫（公元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时期历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其是二十四史之一。

揭秘明朝真正衰败的原因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尽管关于此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

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

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

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

二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

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

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

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

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

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

这只是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十三陵（思陵）什么时候可以游玩

1、明代衰落的根本就是其政策跟不上地方民间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明代在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这是以抵制商品经济发展为巨大代价的.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维持了帝国百余年的稳定,但结果就是明代的整体架构都建立在四个字基础上,即维持现状。

2、首先首先明朝对商业的控制是历代最森严的.洪武朝规定天下民分四户,商人最初在四户中没有任何归属,到永乐朝才被归为杂户,其社会地位可见一般.古语云:士农工商,商居最末,是儒家思想重农抑商使然。

3、洪武朝还有个让人不可理解的规定,即全国禁止使用贵金属货币(包括白银,铜钱)进行交易.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永乐朝规定私下交易白银1两,罚宝钞万贯.这种荒唐的制度的终结也是相当荒唐,一个吴姓地方官上书恳请在该地允许贵金属货币交易,在经过一阵反复后这个提案被批准,最后在没有任何宣布的情况下全国都恢复了贵金属货币交易.毫无疑问这对商业活动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4、明朝的税赋并不是很重,根据黄仁宇先生根据顺德县志的分析每年的税收大约占粮食产量的3%-6%左右.这是相当低的标准.但明代的财政经济危机却是历朝历代最重的.明朝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不是重税,是自己没有一个统一的预算体制.有明一代从未将皇室收入和国家岁入分开过,国家也没有统一的国库来保管税银.这种体制的缺陷就造成了频繁向民间下达坐办任务,工部要修水利,向民间坐办;礼部要办祭奠,向民间坐办;皇帝要信佛,向民间坐办;甚至连科举需要的笔墨,每年紫禁城额外需要的碳都要向民间坐办.地方更是惨不忍睹,各地行政机关的一切开支都要从民间临时抽取;地方的船厂甚至连造船的木料都要船厂负责人自己征集.这正是低税额造成的预算不足,反而加大人民负担的典型例子.而这种例子的根本,就是儒家对低赋税的一种迷信。

5、经济政策上的失败还体现在宝钞这一官方货币上.洪武,永乐两朝大肆通过恩赏的方式额外增发这种法定货币,结果就是宝钞大幅度贬值.永乐末年宝钞已经贬值到面值的1/7甚至更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屡屡有禁止使用金银铜钱进行交易的政策的原因,目的都是为了挽救崩溃边缘的宝钞.但最终宝钞还是失去了货币的价值,甚至连零钱的作用都无法体现.宪宗实录中记载有官员说宝钞甚至积于市肆而过者不顾.宝钞的失败让明代本就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更加雪上加霜。

6、总以为某场战争就能决定帝国的兴衰.实际上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鲁登道夫的就是介绍了战争是经济,政治,科技等等综合国力的体现.土木堡之变,包括清军入关都有他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建立的基础就是明代种种制度上难以弥补的硬伤。

请问多尔衮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明十三陵（思陵）开放时间：淡季、旺季时间：淡季为当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旺季时间为每年4月1日至10月39日。

明十三陵（思陵）景点介绍：

明思陵，位于陵区西南隅的鹿马山(又名锦屏山或锦壁山)南麓，是明朝最后一帝朱由检（年号崇祯）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延效力，始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并改葬崇祯帝后，营建了地上园寝建筑。按《清世祖实录》记载，清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建筑，时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

由于种种原因，思陵的改葬开隧和营建却是举步维艰。首先是工程组织不能迅速落实。该工程本应由工部及内官监负责，但工部却因缺员而不能分任。内官监虽已责成总理冉维肇，管理高推、王应聘三员内官专司督理，但大概是由于“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虽经原任明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屡次劝勉，三人却总是置若罔闻，三秋已过，冬至将临，开工仍杳无日期。为此曹化淳不得不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上奏说：“礼，为旧君有服，不知诸臣何以置念？且时虽寒冱，地气尚暖，及今犹可开挖隧道，先妥梓宫，其立碑建亭，姑俟来春举行，倘再悠忽，是迟一日之工作，即虚一日之旷典，如作速报竣之明纶何？伏乞夭语严饬该监刻期赴陵，先开隧道，来春亟建亭碑，万勿藉词缓诿沉阁(搁)庶恩旨信而大义昭垂，芳万世而无_矣。”顺治皇帝览奏朱批:“思陵作速经营，已奉有旨，该监何得玩泄？冉维肇等姑且不究，著即刻期赴工，先开隧道，其余俟来春报竣。如再延诿，定行重治。”其次是工程所需银两不能及时到位。在顺治帝的严旨切责下，负责思陵营建的冉维肇等人只得尽快趋赴工所，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兴工开挖隧道，思陵石等工也正式开始。当时，本应同时并举的工程计有三项：一是思陵营建，二是葬张皇后于德陵，三是葬万历妃刘氏于银钱山。三项工程估价为3000两白银。银两的来源，原奉旨赐陵地租银1500两，文武百官及内臣捐助1500两。但事实上，直到该年十二月，陵租虽已征收，但工程所须银两却不知从何处关领。文武大臣捐助之银却差一半有余。所以，工程开始时，工部所掌握的银两只有1000两，而开工时督送至工所的银两又只有110两。为此，曹化淳以及原任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只得于该年十二月移文内院，催办银两解送事宜。

在曹化淳等人的催促下，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改葬等工终于完成。十日，工部尚书兴能上奏，请示以余剩银两，建造香殿。十二日，顺治皇帝批示:“知道了，余银修造事宜，工部看议具奏，钦此。”十月二十七日，平西王吴三桂又捐银千两，助建思陵，思陵的工程才暂告一段落。顺治十一年八月，清代著名学者谈迁曾赴思陵拜谒，他在《北游录》一书中记述了当时思陵的建筑规制:“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门丈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几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此处当指享殿内)。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进此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石。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曰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同书《纪文思陵记》又谓，思陵享殿为“三楹”(三间)，“奉先帝木主”；碑亭(文中称“内殿”)有额，有金书“思陵”二字。亭内石碑“大明”亦为金字。碑刻“怀宗端皇帝陵”。

顺治十六年，思陵的建筑又稍有变化。该年三月，陵前增碑亭一座。十一月，去崇祯帝“怀宗”庙号。并改谥“庄烈愍皇帝”。陵内石碑、神牌字迹随之而改。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修明崇祯帝陵诏》，其具体修建项目不详于文。但从康熙年间谭吉璁《肃松录》所记思陵制度看，思陵虽经顺治十六年的修建，但并无大的变化。该书所记思陵的建筑情况是:“碑亭南北四丈八尺，修三丈。享殿，距门十三步，阶三，无台，殿三楹，广七丈二尺，修四丈二尺，内香案一，青琉璃五，器全设。一神牌，高二尺五寸，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题曰‘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中楹为暖阁，长_六扇，中供木主三，中则庄烈愍皇帝，左则周后，右则田妃，外俱用椟冒之。周后神主题曰‘大明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黄后’，田妃神主仅存‘恭懿’二字，余被人磨去矣。配殿三楹，俱黑瓦。殿前大杏树一株。陵寝门三，距殿址四步，穴墙为门，中广二丈四尺，修一丈二尺，傍则户矣。明楼距门十一步，不起楼，阶四，中开一门，左右夹窗二。碑石广一丈六尺，修六尺，雕龙，方座，高丈许，题曰‘庄烈愍皇帝之陵’。石几距楼十步，长五尺，博二尺。几前石器五，俱高八尺，方式雕龙。中一方鼎，与诸陵异，皆列于地。宝城距几甚近，无城，周围用墙，高六尺。中以石灰起冢，高四尺，缭以短垣，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清乾隆年间，思陵先后两次修缮，陵园建筑规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刑部左侍郎钱陈群奉命祭祀思陵，发现思陵因长期失修，风雨剥落，殿庑倾圮严重，遂奏请修葺，并提出：遵世祖章皇帝奢靡不尚之谕旨办理。乾隆帝从其所请，下诏修缮思陵。直隶总督那苏图奉命督办该项工程。昌平州知州胡大化估报，修缮享殿三间，建造配殿六间，加上大门、二门、碑亭、甬路等工程共需工料银及烧造琉璃瓦银13900余两。后又经保定府同知永寿实地复核，认为“享殿三间虽久已倒塌，旧存木植砖块尚敷凑用，似应添补修葺，其余墙垣等项酌量粘补。其配殿六间久经倾圮，且地基窄狭，毋庸重修，以省靡费”。此议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经那苏图奏请乾隆皇帝同意后遂只将思陵享殿、垣墙修好，配殿废而未修。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修葺十三陵，思陵是其中之一。因“顺治年间改建思陵，而一切明楼、享殿之制未大备”，特命“重为修葺，悉如别陵。并普立神牌木主供奉，以妥享祀”。修陵大臣工部尚书金简等人经实地勘察提出，思陵“仅有享殿三间、碑亭一座，规制颇觉狭小。伏思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命以帝礼改葬，兹复仰奉谕旨，不惜帑金修葺诸明陵寝，似应就现在地势加筑月台，将旧碑亭移建月台之上，后墙略为加高，宝顶随墙添土，并将原建享殿三间改造五间，宫门一间改造三间。用彰恩施优渥”。于是，思陵的陵门改建成了硬山顶式的三间门楼，享殿建成了面阔五间(通阔17.3米)，进深三间(通深8.5米)的单檐歇山顶式建筑。石雕五供之后也建起了道、宇墙的单面墙式的宝城墙，和城台及重檐歇山顶式的明楼。

在陵园的管理上，思陵和其他明陵一样，在清代设置有司香内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八名，照役给予香火地亩。每年春秋二季，分由太常寺差官至陵致祭。清廷每年还委派工部堂官一员，赴陵检查陵园建筑，时加修葺。

思陵，虽然终清之世一直是崇祯皇帝的陵名，但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称其为思陵而称之为“攒宫”。如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就直称思陵为“攒宫”，并加以解释说:“昔宋之南渡，会稽诸陵皆曰攒宫，实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杀，贼不讨不书葬”，实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实也。实未葬而名葬，臣子之义所不敢出也”。《帝陵图说》的作者梁份亦云:“烈皇帝殡于田妃墓，国耻未雪，不谓之攒宫不可也!以陵称不可也!以思称尤不可也!”显然，他们是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认为明朝的国耻未雪、君父之仇未报，因此，崇祯帝虽葬于田妃墓中，但却不能称“葬”，思陵也不能称“陵”。他们拒不接受清朝为崇祯帝墓所定的陵名，反映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

清朝灭亡后，思陵屡逢劫难，残毁十分严重。地下墓室曾先后两次被当地土匪盗发。1947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炮楼，又大规模地拆毁陵园地面建筑。思陵已是满目凄凉，只有坟冢、楼殿遗址、石雕五供、碑石作为珍贵文物保存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思陵得到应有保护。明思陵，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但古陵残碑，松涛阵阵，仍别有一番意境。特别是残存下来的石雕艺术品，构思奇妙，雕工精细。>

实际上创建了大清帝国的多尔衮，怎么一夜之间，被焚骨扬灰，成了罪恶滔滔的罪人？100年后，乾隆帝怎么为他重新作出评价，清洗多尔衮被“诬为叛逆”的冤案？又过了200多年，多尔衮怎么被一再搬上荧屏，成为议论纷纷的人物？“真乃天地一场戏”(章太炎语)。封建历史舞台的幕后，有多少鲜血淋淋的角斗与残杀！是耶，非耶！人们从不同的处境与遭遇中咀嚼其中的滋味。

夜读清人笔记，见到一则记载多尔衮备极荣衰的资料。文中说：“墨勒根王(多尔衮)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王即无成谋，拥戴者駸駸，骑虎难下。”又说他死后，“焚王骨扬灰，世祖始克亲政”。这是浙江海盐人彭孙贻在《客舍偶闻》中写的一段话，道出了清朝顺治年间一场翻天覆地的。这类记载是《清实录》裙偈橹芯?悦煳拮儆暗摹！犊蜕崤嘉拧沸闯捎诳滴跗吣?1668年)，离多尔衮遭难只有17年，当时作者住在北京一位姓查的官员家中，听到的是半官方的消息，这里的记载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史实。

手握实权的皇父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驾崩。满洲的贵族王公迅速地分成两党，参与争夺新的皇帝宝座：一方以睿亲王多尔衮为首领，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弟弟，主要军事势力为正白、镶白旗，成员有多尔衮的同母兄弟英王阿济格及豫王多铎等人；另一方的首领则是肃亲王豪格，他是皇太极的长子，掌握正黄、镶黄两旗的军事实力，同党诸王有索尼、鳌拜等人，在人心所向及军事实力方面占压倒优势。还有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及资历很深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他们都是没有争位之心的中间势力。索尼等人提出要立豪格为新皇帝，发誓死生一处。豪格托人拜访尚在摇摆的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决定立我为君，需要你发话支持！”济尔哈朗当即表示：“我也是这个意思，但要与九王(多尔衮)商议。”代善老谋深算，默不作声。阿济格则向多尔衮下跪说：“你应该马上登临皇帝大位。”足智多谋的多尔衮长于审时度势，没有立即应允。

皇太极死后的第四天，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在沈阳的崇政殿议立新君。当天黎明，皇太极当年统帅的两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派精锐护军包围宫殿，如遇情势变化，准备立即动手。宫内气氛紧张，多尔衮向黄旗大臣索尼征询嗣君人选，索尼非常干脆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其他我就不知道了！”礼亲王代善突然举荐豪格说： “先帝的长子，理当继承大统。”济尔哈朗赞成代善的提议。一介勇夫豪格想起他父亲皇太极登基时的往事，表演我辞众劝的把戏，谦让推辞说：“我福小德薄，不能担此重任。”多尔衮随机应变，马上抢过话题说：“诸位王爷说得都有道理，但虎口王(豪格)情愿退出，没有继承大统的心愿。”阿济格、多铎一看时机已到，马上进言：“请睿亲王登临帝位。”代善一看情势不好，接着说：“睿王要是答应接

任帝位，那是我们国家的大福，要不就该拥立皇子。”代善话中的重心是要拥立皇子，但两白旗的王爷一见代善不再坚持拥立豪格，马上提出附和：“肃王当位，我们这班人就没法活了！”多铎也乘机提出： “立我也行，要不请礼亲王承继大统。”多尔衮还是希望自己掌权，否定了多铎自立的建议。这时代善说：“我已是白发苍苍，哪有这番心思。”说着退出议事厅。在这关键时刻，皇太极的心腹将领们，佩剑闯进议事大厅，向着多尔衮嚷道：“我们这班人，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要是不让先帝之子承继大业，我们宁愿跟着先帝一起走！”以命相拼，剑拔弩张，随时有血流成河的可能。多尔衮权衡得失，取稳定局势、分步揽权的策略：排斥豪格，自掌实权，找个陪衬。他向诸位王爷宣布说：“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嗣君，我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兵力，左右辅政，(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福临为孝庄皇后所生，当时只有六岁。这虽是个折中方案，但多尔衮实际掌握朝政大权，而双方再也没有理由兴起大浪。

立福临做皇帝已成定议，这时代善的次子硕托(贝子)、孙子阿达礼(郡王)，看出多尔衮想当皇帝的举动，自己想找个参天靠山，就到睿王府拜访多尔衮。多尔衮装拒绝，暗地里仍在窥视代善的风向。硕托带着侄子阿达礼去见父亲代善，提出请睿王“正大位”。代善听后十分生气，骂声“畜生自招灾祸”，立即将自己的两个骨肉交给多尔衮，要求以叛逆论处。多尔衮一见自立皇帝已不可能，不如乘此让反对派吃个定心丸。在事发的当天，立即将这两个多事的王爷送往法司，以“扰政乱国”的罪名双双缢保?⒋锢竦哪盖准八锻械钠拮右脖唤仕馈I甭居祷ふ撸?赶缸聊テ渲械陌旅睿?笥心缓笪恼隆4哟?评此担?砻魉?曰侍?闹页希?才?端?炊远喽?蜃粤⑽?鄣男撵椤4佣喽?虻慕嵌人妓鳎?瓤梢岳斫馕?萌思业南恃?竞熳约旱亩プ樱?次?母剐∽淠鼙W∽约焊ㄕ?奈恢茫?部梢钥闯墒嵌岳袂淄醮?频拇┬募?福?蛭?诠丶?笨讨С趾栏瘢?挥杏祷ぷ约旱巧匣实鄣谋ψ?

拥立小皇帝的风波平息之后，多尔衮很快成为掌握朝政实权的叔父摄政王，以后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一直到自称皇父摄政王。

死后两月被焚尸问罪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惟我独尊的摄政王，最终落得个戮尸问罪。

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得要领，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只有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今新中街三条3号附近)。

政治舞台的幕后，隐藏的是鲜血淋漓的残杀。以权力争夺为中心内容的宫廷矛盾，沉寂数年之后，又以多尔衮之死为突破口，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多尔衮弥留之际，他的同胞兄长阿济格当时在他身边，两人有过密谈。多尔衮刚一断气，阿济格立即派自己统帅的三百骑兵飞驰北京，颇像发动军事的动作。大学士刚林身为多尔衮的心腹，洞悉此中底细，立即上马飞奔进京，布置关闭城门，通知诸王做好防变准备。顺治帝听从王爷们的建议，将三百飞骑收容在押，诔杀殆尽。阿济格随多尔衮的灵柩进京时，立即成了囚犯，被送入监牢幽禁。他在监狱中企图举火，被赐令自尽。这个举动剪除了多尔衮的嫡派势力，清算多尔衮也从此开始。

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地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

这时只有13岁的顺治皇帝，第一次亲理朝政。他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抖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多尔衮被撤去帝号，他的母

亲及妻子的封典全都被削夺了。

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惊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

顺治帝仇恨多尔衮福临对多尔衮是仇恨的，其中有多种原因。

多尔衮是想当皇帝的，暂时没当皇帝只是策略而已，这对小皇帝是个寝食不安的威协。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用皇帝的口气批文降旨。当时人写的《汤若望传》说：“他穿的是皇帝的服装。”顺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他操纵追封自己的生母、努尔哈赤的大妃纳喇氏为太皇太后，他自己完全以皇帝的面目出现。顺治十二年，福临对诸王大臣回忆当时的事说：“那时墨尔根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多尔衮一旦机会得手，亲自登上皇帝宝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逮杀豪格后强占他的妻子，是多尔衮引起福临愤怒的一个焦点。顺治元年四月，以往支持豪格的正黄旗头子何洛会，向多尔衮告发豪格图谋不轨，说豪格后悔当初在继位大事上有失谋算。其中有一句侵犯多尔衮的话说：“我豪格恨不得扯撕他们的脖子。”多尔衮以“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为理由，企图谋杀豪格，由于他的同胞弟弟顺治小皇帝哭泣不食，才得以免死。顺治五年，反对毫格的人建议将毫格处死，多尔衮装说：“如此处分，实在不忍！”便将豪格幽禁起来，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数月后，豪格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害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娶皇嫂孝庄皇后，是福临痛恨多尔衮的难言之衷。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生母，蒙古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

多尔衮是个好色之徒，他一共娶了多少个王妃妻妾，没有史籍能够说得清楚。他的原配福晋博尔济锦氏刚刚去世，很快就强占侄儿豪格之妻为妾，后来屡在朝鲜境内选美，又在八旗区域搜娇，至于汉家小娘更是任他随意糟蹋。他不放过寡居深宫的皇嫂孝庄太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乾隆四十三年，弘历阅看实录，以为多尔衮“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明示平反昭雪，还其原爵，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从清廷爱新觉罗氏家族看，多尔衮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创建者，乾隆帝为他重新作出评价，是件非常正常的事。但乾隆多心，避免日后惹起宫廷是非，上谕中说：“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于是有关多尔衮的档案概行销毁，以至《八旗通志》中的多尔衮传，记他死后的事也只寥寥数笔，后人很难弄清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事的本来面目。

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乾隆帝以为，这是“诬为叛逆”。他明白，中国历史上那些当了皇帝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雍正帝在内，在他们没有当皇帝之前，有谁没有想当皇帝的念头和动作？想当皇帝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就没有罪，没有当上皇帝就有罪呢？问题就在于做皇帝的怎样对待反对派。彭孙贻以为，多尔衮“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没有称谓的皇帝。但多尔衮 “无成谋，拥戴者駸駸，骑虎难下。”这是认为，多尔衮不是毁于政敌，而是拥戴者拍马招摇所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一件当年审问多尔衮心腹刚林的档案，其中说：“刚林昼夜不断往默尔根王处阿谀奉迎”。多尔衮死后，他在以往的一片“皇父之恩浩荡”的呼声中败下阵来。对于反对派，如果多尔衮能像李世民收用魏徵那样，那就称得上胸有成谋了。或者退一步说，他生前能在反对派的挑剔监视下，严于律己，谨慎从事，与朝廷大臣之间的距离不要拉得太远，反对他的人就不会那样蜂拥而上，以至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造成全局的败亡。